来源：《孔子文化》第13期

作者：张纹华

巍巍玉峰、潺潺溪水、茫茫林海，1944年，孔孟之乡送走了18岁的乔羽。上太行，走北京，这位被周恩来称作“乔老爷”的乔羽先生，在创作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后，在离开家乡半个世纪后的一天，为尼山圣贤送上一曲《孔子赞歌》。真的是青山在，人未老。17年后，孔子故乡曲阜传来又一首《孔子赞歌》。（《孔子赞歌》，外文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次，没有张丕基激昂的曲子，没有董文华圆润的嗓音，古朴的外表中涌动着齐鲁大地铿锵有力的乡音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经）的《周颂》、《鲁颂》、《商颂》成为中国颂歌的先声。但是，宗庙祭祀、歌功颂德的贵族文学似乎与《诗经》的编纂者无缘，一首孔子颂歌姗姗来迟。“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期。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含蓄的中国人极少如《上邪》中的女子发出的叫喊，除了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年代，伟人颂歌的旋律和曲调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缺乏的。千年等待，20世纪末以来兴起的国学研究热，终于催生了新时代孔子颂歌的到来。

从济宁词人到曲阜学者，两首《孔子赞歌》浓缩了曲阜人的千年宏愿——儒家学说创始人英雄史诗的产生。“百年千年万年，昨天今天明天……你仍旧是你，永远活在众生之间，活在众生之间。”相同的旋律伴随着乔羽先生三段相同的歌词，开创性但比较简约成为新时代第一首《孔子赞歌》的特点。将百字歌词的浅浅吟唱易作一泻而下的长篇史诗，叙孔子困厄卑做却活出天地之仁爱的一生，议德治教化，评仁义礼智信，颂私人讲学之风、述纂定《六经》之功，成民族文化的先贤，引东方文明之光，一厥一事，叙议抒交融千年孔子在傅永聚先生的款款吟咏中渐趋饱满。新时代又一首《孔子赞歌》虽为后发之作，但全面深邃。凡民族文化的奠基者，均具有超越时空、绵延不绝的影响力。凡不朽者，皆活在人民之中。如毛泽东亲题“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如臧克家《有的人》等等。从“永远活在众生之间”到“依然活在人们心中”，“布衣圣人”是孔孟之乡两代《孔子赞歌》作者对此的真切领悟，是《孔子赞歌》奏响的最强音。将三千字九厥一诗译作英、日、韩三国文字，突破本有的地城限制，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宣传孔子，在参与不同文明对话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艺术到学术的神交再到打造世界级的家乡文化巨人孔子，以乔羽先生的《孔子赞歌》为基础，十七年的时空转换，不足百页的《孔子赞歌》体现了纯朴曲阜人的前瞻性与文化发展的互补性。

与门徒献给耶稣基督、释迦摩尼的颂歌相比。《孔子赞歌》是另类的。“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你是一位通情达理的长者，你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一代圣人师与世代中国人的亲密无间，两代人、两首歌使孔子根生大地枝叶繁茂。三岁丧父，十七失母，饿于陈蔡，困于匡蒲；十五明志，精进六艺，三十而立，有教无类，四十而不惑，志于弘道，五十知天命，追求中庸与和谐，六十而耳顺，心怀宽广，七十而从心所欲，终成人伦之楷模。在傅先生的诗行，孔子没有耶稣基督的神奇降生和创世纪的全能智慧，没有释迦摩尼的王子之气和出家顿悟，却如穆罕默德的出身寒微，粗布衣，家常饭，仍一生坚毅。仁爱在人间，圣人人皆可做，无需在不愿之年信仰他神，无需走出尘世甚至仰望天国，将归家、出家的召唤变成一种家国天下的匹夫之责，从信我得救远离此在的虚空飘缈到身在当下、改变当下，《孔子赞歌》是献给凡人凡圣的颂歌。

若以杨逸明先生的《诗词创作的金字塔原理》品读傅先生的《孔子赞歌》，作者对于四声、平仄、句式、粘对、拗救、对仗等技术层面显得比较粗糙，但也有相当精彩的对仗，如，“巍巍群峰注目，茫茫林海额手。”“七十贤人沐甘露，三千弟子成栋梁。”若以自由创作的新体诗作一阅读。作者在意象、意境、语言、章法、布局等艺术层面则稍显功力。借山川之灵气，发思古之幽情。遂成所谓的人杰地灵，习见于味古诗的开篇。仰望尼山，俯瞰甘泉，铭想坤灵洞，作者为孔子的出场塑造仙气较浓的尼山气象。以《论语》的文字直接入诗，这是诗作语言的特色。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博文约礼，文行忠信。”将乔羽《孔子赞歌》的一小处略加改造入诗，是诗作语言的又一个特色。如“多少英雄豪杰，多少帝王将相，早已被岁月淘洗遗忘。”鲜明可见乔羽“多少亭台楼阁，早已化作瓦砾一片，多少功名利禄，早已化作过眼云烟”的痕迹。从无意创作到有意创作，体现一种深沉的历史积淀和必要的传承。中国人向以“九”为大。“啊！”在诗作中九次出现，一呼鲁国尼山，八呼千年孔子，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学者、先贤、东方圣哲的孔夫子在诗作中如次展现，三千字长诗以此构篇布局，显得经渭分明，错落有致。若论其功效，“啊！”不仅具有呈现诗作的九曲回环之妙，其斩钉截铁、一字千钧之力，更如天上黄河，一泄入海，其宏伟气势，正是国人千年情感的迸放。

保证科学性和真实性，艺术性则为一般，这是傅先生对《孔子赞歌》的自我评价。对于以史学、哲学见长的傅先生，我们没有必要对其《孔子赞歌》的所谓技术层面、艺术层面作过多的要求，但是，对于杨逸明所指的哲学层面则可以稍加苛求。杨逸明认为，所谓诗词创作的哲学层面，是指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从技术层面、艺术层面的做诗到哲学层面的做人的升格。同时，诗词入门可以自下而上，创作诗词则必须由上而下。从《庄子•达生》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华伦理范畴》、《春秋繁露》新注等编著者，所谓“天人合一”思想与儒者的悲天悯人情怀，也许不仅谙熟于博先生的著述之中，更成为其为人的日常功课。因此，从在诗作中描写礼子的哲学思想到体现作者的哲学思想，似乎成为摆在傅先生面前的两难。但是，既非新儒学家，也标举诗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同时，孔子是诗作的唯一中心，使作者选择在万世师表前甘愿作一名学生，将一已之思初底隐藏。因此，诗作的哲学层面被孔子的哲学思想掩盖者，若于此意，《孔子赞歌》未能拥有杨逸明所指的哲学高度，同时，是否也可以说，诗作的哲学层面与孔子的哲学思想合二为一了，于是，《孔子赞歌》获得了一个指向人类智慧的最高的度。

将作者本人对国家、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掩藏在孔子身后丝毫不影响《孔子赞歌》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更成为儒家学说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又一反映。“面对道德沦丧，人伦危机，面对文化匮乏，诚信缺失，面对世风恶化，急功近利，面对虚伪堕落，实用主义……”在诗作的最后一部分，傅先生以凌厉的笔力指斥污浊腐败的社会风气，时代在呼唤孔子，《孔子赞歌》的到来便是水到渠成，作者悲天悯人的儒者情怀更是跃然纸上。将《孔子赞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研究热的一个缩影，并非是以博先生为代表的曲阜人的最终目标，重温孔子既普通又最动人心的一生，直面一个最真实的孔子，冷观如火如荼的国学研究热。指出任何学术的生命均在于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通视现实，也许正是博先生呐喊的源动力，更是《孔子赞歌》最具深层的意义。若于此意、《孔子赞歌》便具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层面，博先生之诗歌创作乃由上而下，符合杨逸明所指的做人条件。然并未具备做诗的条件，因此，傅先生并不是一位诗人。从来以诗人自称的博先生，也许并不在意笔者的如此评价，反之，更愿意世人将《孔子费教）作为一首艺术、学术兼及的史诗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