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3期
作者：黄怀信
（续上文）
五、“义”
“义”，是仅次于“仁”的一个道德概念。在《论语》中，“义”字共出现二十四次，其中二十一次出自孔子之口，另有一次出子路转述孔子之言。
“义”是什么？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义”字在《说文》训为“已之威仪也”，说明它是“仪”的本字。“仁义”之“义”的本字，应该是“谊”。(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谊”字下注)就是说，孔子所讲的“义”字，是“谊”的通假字。(说文)云：“谊，人所宜也。”人所宜，就是人所应该的。应该，就是合宜、合理，或本应如此。所以，后世一般将“义”释为合宜、合理或应当，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以往的研究中，或仅仅把孔子的“义”看成是与“利”相对的一个矛盾体，理解为“公平合理”(说见匡亚明《孔子评传•第五章》)，则无疑又是片面的。
诚然，孔子确曾把“义”与“利”联系起来，如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就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应该明“义”，而不能一味地追求“利”。所以他主张“见得思义”(《季氏》)，就是看到可得的利益要考虑“义”还是“不义”。认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那么就是说，孔子主张在“得”与“利”面前要讲究“义”，该得则得，不该得就不能得，不能见利而忘“义”，否则便是“小人”，没有人格。而且他总结出追逐利益而行，会多遭怨恨的道理。(《论语•里仁》载：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所以他还结合自身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而“罕言”其“利”(《子罕》)。可见确有“义利”观。
然而孔子又认为，一个人言不及“义”，就很难成器。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正因为如此，他把“义”提到了道德高度，认为“主忠信，从(旧误‘徙’)义”，是“崇德“的表现(《颜渊》)，认为见义不为”，是无勇的表现(《为政》)。并扎“闻义不能从(旧误‘促’)”作为自己之忧(《述而》)。显然，他所讲的“义”，已不局限于“利”的方面，而是涉及言、行、事多个方面。就是说他要求一个人讲话要“及义”，做事要有“义”，见“义”要勇为，听到“义”举要相随。
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外交关系方面，也必须讲“义”。他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旧作‘适’，通假字)也、无慕(旧作‘莫’，通假字)也，义之与比。”(《里仁》)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人，没有敌对，也没有爱慕，只跟正义者在一起。那么就是说，在外交方面，应当主持正义。
“义”与“仁”，有时候也可以相通，所以人们经常以“仁义”或“不仁不义”连说。这是因为，在儒者看来，仁本身就是人所应该的，所以连“义”以言之；不仁本身就是不应该的，所以与“不义”连说之。
总之，合宜、合理、本应如此，就是“义”。知“义”，才能不争，才能更多的行仁，才会更加自觉地履礼、守礼。如果人人知“义”而行“义”，就是说人人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作，而且都做该做的而不做不该做的，那么社会自然就会和谐；国君知“义”而行“义”，天下自然和平。可见孔子讲“义”，其终极目的也不外是为了社会和谐、天下安宁。
六、“孝”和“悌”
《论语》中十九次提到“孝”，五次讲到“悌”(本作”弟”)，可见讲“孝、悌”也是孔门的重要思想。孔子认为“孝悌”是“弟子”(小孩子)最基本的行为品德。他说：“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人(旧误‘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所以，他的学生有子进一步明确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人(旧设‘仁’)之本欤！”(《学而》)
那么“孝悌”的内涵又是什么？关于“孝”，人们似乎没有更多的疑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孝就是孝养或孝敬父母。其实，在孔子那里，除了敬、养父母以外，“孝”还有另一层意思。《为政》篇记孟武伯问孝，子日：“父母唯其疾之忧。”关于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一般理解为“做爹娘的只是为孝子的疾病发愁”(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做爹娘的只为孝子的疾病发愁怎么就是孝呢？显然不是。孔子的意思实际是说，“只让父母为他的疾病担忧”。为什么只让父母为他的疾病担忧就是孝呢？因为只为其疾病担忧，就意味着不为其行为担忧。疾病属于“天灾”，行为则由自己的主观决定。父母不为子女的行为担忧，自然省心。孟武伯谥“武”，其为人必定勇悍，年轻时不免经常惹事生非，使父母担忧，而在孔子看来这也是不孝，所以言此以诚之。可见少让父母操心，不让父母担忧，也是一种孝。而这种孝，无疑也是应当提倡的。
还有一点，就是孔子认为学生对老师也要孝。《为政》篇记：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馆，曾是以为孝乎？”以往将此章“先生”理解为父兄，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一则对兄不能言孝(按：周代金文有“用享孝于兄弟”之类的文句，实际上是“用享孝于祖考，用乐兄弟”的省略，所谓“从一而省”，见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下•享神人》)，二则父不能称“先生”。何况有事服其劳，有酒食其馂(余)，也非事父兄之道。
“悌”(本作“弟”)，一般理解为顺从或敬爱兄长，其实也不全面。《说文》云：“弟，苇束之次弟(第)也。”引申之，凡有次第皆曰“弟”。兄弟有长有幼，即是次弟。既然有次第，就必须循其次第，所以才叫“弟(悌)”。而循其次第，显然是双向的。即既要求幼从长，也要求长护幼。就是说兄要像兄，弟要像弟，兄弟之间要有“长幼之节”。不唯兄弟，其实所有社会成员之间，也存在次第的问题，因此孔子主张“出则悌”。所以我们不能把“悌”仅仅视为兄弟之道。
孔子讲“孝悌”的目的何在？首先，善事父母，是人伦之必须，是一个正常人本应具备的德行。因为正像孔子所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那么，乌鸦尚知反哺，何况人乎？同样，“悌”也是人伦之必须。《微子》篇记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返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旧衍‘可’字)废，君臣之礼如之何其废之也？’”子路转述孔子的话“长幼之节不废”，无疑是据“见其二子焉”而知，因为见其二子必先长后幼。可见在孔子那里，长幼之节是不可废的人伦必须。
其次，“孝悌”可使家庭和谐。闵子骞被称为“孝”，是因为“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而“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正是家庭和谐的体现。兄弟之间讲究“悌”，家庭自然也无“阅于墙”之虞。可见“悌”有助于家庭和谐。
再次，“孝悌”有助于社会和谐。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且普通人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毋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日‘毋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必不违犯社会规范；“出则悌”，必能减少社会矛盾。若能如此，社会自然多一份和谐。而君“孝慈”，更能使百姓尽“忠”(《论语•为政》载：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而君民一心，社会自然也就更加和谐。所以，孔子把“孝悌”提到政治的高度。如有人问他：“子奚不为政？”他说：“《书》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认为讲“孝”、“友(含悌)”就是讲政治。并且把“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作为衡量是否称得上“士”的重要标准。(《论语•子路》载：子贡问日：“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日：“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可见孔子主张“孝悌”，并不是单纯出于人伦的考虑。
需要指出，对于孔子的“孝悌”思想，今人一般只注意其“孝”，而很少提到“悌”，实在是很大的失误。事实上“悌”所起的社会作用，并不亚于“孝”。孔子说“出则悌”，说明“悌”并不局限于家庭。所谓“出则悌”，就是在社会上讲究“悌”。在社会上讲究“悌”，就是尊重社会上所有比自己年长的人，护让比自己年少之人。今天所谓“尊老爱幼”，实际上就在这个范畴之内。细观当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种种摩擦与纠纷的发生，实际上主要都是因为当事人不知“悌”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应当忽略“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