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13期

作者：刘金华

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中，儒家思想独领风骚上千年，帝王将相、贩夫走卒，修齐治平皆在其彀，影响至深。然而近代以降，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洋方物诸如枪炮、技术、制度、学术、思想等，陆续挟威而至，旧制新法、中学西学的冲突与整合愈演愈烈。中华传统旧制面临着遽变与转型，政统、道统和学统乃至国人身心都处于风雨飘摇、彷徨失顾中。在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危难之际，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时代前沿，寻求救亡图存的强国之路。他们从器物学习转向体制改革，最后转向文化的除旧布新。传统儒学、儒家始祖孔子即首当其冲，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场学西学、反孔学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本文以陈独秀早年对孔子之道的评价为切入点，讨论其时学人对孔子的看法，并联系现实做一浅评。

新文化运动之前，全国上下正值袁世凯政府尊孔复古、康有为等力行孔教之际，人们对这场政治意味极浓的尊孔运动，反应不一，争议亦多。恰此时陈独秀先生从日本留学归来（1915年），受西学熏陶和家庭因索的影响，在时代呼吁破旧立新的氛围之下，他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复以之为平台批判孔教、反对旧礼，力倡新学，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号角。他发表过数篇文章，评价孔子和当时尊孔运动，反孔的观点居多（如《宪法与孔教》、《论孔教问题》、《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早年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中直言：“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直到当前仍是个热议的话题。现代生活状态，如文中陈独秀先生所言，为个人主义的彰显、妇女地位的提升，以及丧葬的简朴等。而孔子之道为何？所谓“鳏寡孤独有所养”，“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如此看来，孔子学说是宗法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而现在已变成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孔子之道与与现代生活不合，不可再盲目遵从。

然而，此文又不同于陈独秀此后发表的其他反孔文章，即它虽具批判性但又不失中正。它并非一味的反对孔子之道，如陈独秀承认“社会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镕”，且在人伦日用之中孔子之道也发挥着作用。故在他的眼中，孔子之道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懦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儒家思想精华的一部分，恰恰是陈独秀也正视、认可和遵行的，在当时的陈独秀看来，正是时代的变迁导致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缺点显露，故而呼吁当时一味鼓吹尊孔者“要勿依违、勿调和，细察孔子之道为何物，诉诸良心之判断”，明确指出时人应该客观地评价孔子，而并非将其全盘肯定或否定。如果把这种精神一以贯之，那么弘扬儒学精华、批判其缺点，察诸现实、验诸己心。儒学的发展会更加健康，复兴也可早日到来。

如上简析，早年的陈独秀对孔子之道尚能保持中正的批判，难能可贵。可惜的是，到了后期，他就剑走偏锋，攻乎异端，把儒家尚理求中的精华思维丢掉，反孔成了他的主要论调。发展到极致，陈氏俨然成了反孔领袖，而在其后的附和者亦不在少数，如李大钊、吴虞等学者。1917年李大钊在《甲寅》刊物上发表《孔子与宪法》文，痛斥“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款，并认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之道，含混无界之词”。对孔教的反对态度十分坚决。同年，他又在《甲寅》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言：“孔子之道不适于今日社会，势必归于消灭，所以少加人力，翼其迅速蜕演。”可见其在自身反孔同时，意在呼吁社会共同抵制孔子之道。1921年，吴虞著论文集《吴虞文录》出版，该书的主旨就是“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必须予以清除，胡适为该书作序，称其只手“打孔家店”。而在部分学者的呼吁下，种种反孔学说、行动在社会盛行开来，在学校和学生中间，影响尤大。如河南开封二中学生曹靖华等组织的“青年学会”，于1920年1月1日创办《青年》半月刊，该会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教材，主张“不读四书、不念五经”，“根本上打破旧伦理、旧道德，彻底消灭封建宗法社会。”再有，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新学生社”创办《新学生》半月刊，天津学生组织“觉悟社”发行《觉悟》杂志等，都表现出当时大环境下一些知识分子对孔子孔教的反对和批判。这些确实响应了当时陈李等人提倡的反孔反旧学的号召，影响颇大。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文化运动激进派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反孔思潮中，其努力试图打破的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专制思想，意在将儒学从思想的神坛上拉到与墨家、道家等诸子思想同一的地位上，使孔子走下圣坛，走向平民。如学者所言：这些激进派批孔，多是针对复古、反对封建礼教、专注于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生活之处，申明不反对孔子本人。他们追求一种思想自由、百家平等。从启蒙思想的一面来看，确实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当时新文化激进派猛烈批孔，也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如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使人们对传统儒学产生了很多的错误认识，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最终发展成民族虚无主义。（参见孔繁岭等著《中国近代评孔思潮研究》P127-P134）

当然，在陈独秀等批孔反孔一派的激烈言辞盛行之时，亦有一部分学者提出要正确评判孔子，不可盲目地反传统，梁漱汉先生即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1918年，梁漱溟曾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征求研究东方学者”的启事，同年又在北京大学校内成立孔子研究会。1922年，其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越来越明确的宣布以阐明孔子思想为己任。而一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人，反观和省思中国传统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如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主张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从宗教、教育、学问、政治四个方面要尊崇孔子。凡此皆在客观上对当时批孔派过犹不及之举的纠正。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自发表以来，距今已近百年。当时陈氏不满于尊孔运动，反对文化专制、呼吁思想自由，其论孔、反孔的初衷并非仅仅为了反孔排儒面反之排之。正如其文所言”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度，相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在他的眼里孔子学说儒家文化需要随时变迁，这种从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层面考虑一种学术盛衰的思路，殊为可费，后继之者，不乏其人（如李大创等）。且依此考察中国当下的现实，我们发现他的某些观点亦不可尽从，需要辩证看待。例如，他在文中指出对舅姑之所养，“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于中国之社会也”。我们看看眼下中国，此说多有不适于今日国情者，现在我们周围有多少年长者生活困苦，老无所依？且当今国民之道德水平堪优，应以何种思想来整顿人心？陈独秀等人所追求的西化新学，是否能真正起到救拯时弊、振兴文化的作用？都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最近三十多年，孔子热、儒学热、国学热等传统文化热兴起，它们的兴起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件应当肯定的大好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数典忘祖，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学习儒家思想的精华，践行其为人处事之道，于当今社会有莫大的好处，对重塑文明社会，重构价值规范，不失为种很好的理论资源。但任何形式的国学，只是值得汲取的优秀思想资源，而非能救世济民、万知万能的灵丹妙药。前不久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号召“加强对优秀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确有其高瞻远瞩、据实而论之处，是指导我们学习和弘扬孔子文化、儒学等国学资源的不二圭臬。

然而，经是好经，如何念好才是关键。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深厚的思想文化是现代中国人的一笔宝贵财富，但如何学好做好却不易把握。在当前“国学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存在：如有人主张让三岁的孩子去读《论语》，七岁的儿童读《易经》，十八岁的青少年穿长袍举行成人礼，甚至宣传多少年培养多少中华小孝子、多少国学精英人才云云。热情固然可嘉。行动却不足效法。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不是盲信或复古，亦非将孔子重新扶回圣人的神坛，更不是将学习国学变成一种功利的、形式的东西。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学习践行儒家思想呢？

古礼云“儒以道得民”，而在《礼记•大学》中所言的诚者天道，诚之者人道且“择善而固执之”者，正是学儒之道、根本大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缺一不可，特别是最后一步，尤其重要。如果只有学问思辨，没有笃行，切只是空中楼阁。所谓能言不能行，不是学儒；能言又能行，才是学儒。现今，大多数人似乎连前四条都难做到，即便做到而真正能笃行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学习儒家文化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此，我们不妨参照陈独秀当年所言的原则，“要勿依违勿调和，细察孔子之道为何物，诉诸良心之判断”。努力辨其美恶。在此基础上，对儒学既保持一份温情与敬意，亦不乏中正与客观。即“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心存一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理性、保持“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谨慎。只有这样，学儒者方可在博学至笃行的各个层面，得有用之学；继而学有余而力行之儒家文明、孔子文化等中华传统国学资源方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有益于当下个人与群体的身心发展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良。诚如此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华文明的振兴，俱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