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2期
作者：李川
在对中文“人文主义”一词的溯源上，它直接翻译于英文humanism，而此英文词是从德语词Humanimus翻译过来的，这个德语词初创于1808年德国教育家尼采曼尔在一次关于中等教育中古代经典的地位问题的辩论中，而其源头则可追溯到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拉丁语著作中的humanitas。现代的人文主义内涵起源于 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新兴资产阶级在自身发展的诉求下，掀起的一股反封建和反基督教精神枷锁的社会思潮。正如当代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说：“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压制。”（[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因此，一般而言，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个人价值的终极关怀，尊重人的尊严和个性，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的体现，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对于中国人而言，“人文主义”这个词在近代时才翻译过来，作为一个舶来词，它最初完全是一个西方概念。在经过近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阐释发扬后，儒学中包涵的人文主义内涵逐步显露和体系化，并在与西学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现代世界视角。不过，儒学人文主义的内涵远较西方人文主义内涵涵盖内容广阔和丰富，不可同日而语。
在谈到儒学人文主义精神时，当代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曾说：“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杜维明：《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由此可见，中西人文主义尽管都将“人”放在此概念的核心位置，但是在这个“人”的诞生背景、发展流变以及内涵延伸上，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且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上也是天壤之别。
一、儒学人文主义的发展及精神内涵
汉语中的“人文”一词，最早出自《周易•贲•彖传》，其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一般是指人世间的事态、状况，是与“天文”，即自然之道相对的人事，也是儒家人文主义的文献来源。
《尚书•泰誓》曾记载：“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对于人在天地万物之中的地位予以了充分地肯定，将人置于万物中心的位置。西周时期，周王朝入主中原后，在继承殷商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改造和创新，形成了“敬天、远神、重人”的传统。周文化开始提倡“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思想，“天命”不是不变的，而是谁有德就辅佐谁，因此国王必须敬天保民，才能得到上天的辅佐。这种思想的转变体现了人文色彩意识的加浓，是将人们的视野从上帝、鬼神、天等方面向现实世界的社会和人事的转向。而正是在此基础上，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并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我国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说：“儒家从不离开人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群雄混战，生灵涂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孔子深刻发掘了周礼之中的人文内涵，继承并发扬光大。孔于认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不仅提出了“仁”的思想，并将“人”视作其学说的立足点，以人为核心。孔子不仅提炼了周王朝以来的人文内涵，开创了儒学人文意识，将“人”凝缩成儒学思想中至关于要的关节点，而且制定了一整套“爱人”和“事人”的原则及方式。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孔子思想，乃是一位人文本位者，或是人文中心者。“此即孔子所谓的一天地之性人为贵”。
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都继承并发扬了儒家学说。孟子指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下》）即在于人心之中，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是先天存有的，孟子提倡“人性善”，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这种观点成为其“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即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孟子的人性论和仁政学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然是“人”。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促进了儒家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摒弃殷周以来的天命观，即以“天”为神，尊天、敬天的观念，率先将“天”由之前的有意志的人格神还原为一种物质的、自然的天，并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此外，荀子十分重视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即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作用，提出“从天而颂之，敦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意思是相信天命颂扬天命，哪里比得上掌握自然规律并运用它为人们服务呢？这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及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将人的地位又提升了一个台阶，总之，荀子言“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就将与众不同的“人”置于世间万物的中心地位。
西汉时，大儒董仲舒依照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专制统治的要求，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提升到统治地位，为统治者服务。在此基础上，汉儒们开始标榜“三纲五常”之说，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系统的“礼”文化理论和繁琐的礼仪制度，尊人、重人的原初人文主义内涵开始发生改变，逐步开始将个人束缚在纲常礼教之中。从“人”的角度讲，就是抹煞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和泯灭人的自主意识，转而强化人的支配关系、依附关系和等级关系。以此开端，个人被牢牢地拥绑在“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中，延续，中外文化达两千年之久，并使得儒家学说在长期发展中演变、积淀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心理态势。
魏晋隋唐时期，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各自经历了阶段性的繁荣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学说体系，它们也分别传承了佛学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融汇于各自思想体系之中，使得重视现实人生理性态度得以延续发展，并在两宋之际达到融会贯通。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内在结构到精神气质在隋唐时期成熟定型：儒者用世，道者用生，完善而强大的伦理范式深刻地体现了对于生命及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注与关怀。”（高娜樊晓平：（论人文精神的历史演进及其意义》）
宋明之际，理学儒学产生并得以迅速发展，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宋明理学所论述的世界万物之本虽然围绕着“理”、“心”等范畴，但都排除了上帝或人的存在，将中心重新回落到“人性”，教人如何修心养性而成贤作圣，坚持了传统儒学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不过，宋明理学却是将“人欲”与“天理”、“情”与“礼”对立起来，视人之“情”和“欲”为万恶之源。朱嘉强调人欲之恶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一三）“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同上）由此可知，宋明时期的儒学人文主义内涵被极大地限制和压制，为了维护封建礼治秩序，他们无视人身本性的自然要求和现实利益，抹煞人们个体存在的价值，彻底将人性束缚在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之中压迫和摧残。可以说，宋明之后的封建社会晚期，是儒学人文主义内涵最被忽略和践踏的一段时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