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4期
作者：刘洋
《孔丛子》，旧题孔鲋撰。原书21篇，后附《连丛子》上下篇，共23篇，主要记述了自孔子到东汉时期孔氏家族十几位人物的言行事迹，内容广泛而丰富。因《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宋以后学者多疑其伪，清代学者多认为系三国魏王肃伪撰，故而久不为学界所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被定名为《儒家者言》的竹简以及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与《孔子家语》性质相类的章题木牍材料的发表，逐步拉开了汉魏孔氏家学研究的序幕，与之相关的《孔丛子》“伪书”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1987年，李学勤先生首先提出“《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的论断。随后，黄怀信先生发表《（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孔丛子》与孔子世系》等文，基本上论定《孔丛子》为孔子后裔数代人的作品，而非王肃伪造。近年来出土的大量地下文献更加印证了上述看法，如郭店简《鲁穆公向子思》等有关子思类的文献与《孔丛子》记子思言行的文字风格的一致，有力证得“子思之儒”的史料可信;上博简《诗论》与《孔丛子》“诗论”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参释，反映了早期儒家说诗的风格和内容，这些都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孔丛子》对于孔门家学渊源及早期儒学研究的的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孔丛子》一书自宋代宋威为之作注后，该书即“藏于秘阁，而天下乐闻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再加上伪书说的影响，千余年间，学者对该书少有关注，这不仅极大地限制了该书的流传，也导致至今没有一部简明、完善的注本作为研究的参考。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
2009年10月，王钧林、周海生译注的《孔丛子》由中华书局出版，填补了学术界在《孔丛子》注本、译文方面的空白，为《孔丛子》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尝试。王钧林教授长期从事儒学、齐鲁文化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尤其在早期儒学研究方面学养深湛;周海生副教授曾承担孔子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深见东洲儒学基金资助项目“《孔丛子》研究”，对《孔丛子》的版本、流传等问题有独到见解。《孔丛子》译注一书的出版，正是二位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此书之佳处有二:一曰溯本探源，开拓新径;二曰言简意赅，通俗普及。
所谓“溯本探源，开拓新径”，集中体现于该书前言。在前言中，王钧林教授详细介绍了《孔丛子》的基本内容、《孔丛子》的由来及其真伪、《孔丛子》的珍贵价值。通览之后，孔氏家学的特性即可一目了然。由于《孔丛子》记录了孔氏家族十几位人物的言行事迹，因此弥补了孔氏家学文献史料的不足。其史料之丰富、记载之详细更为其它古书所不及。这不仅对研究孔氏家族史大有裨益，而且对探讨早期儒学的衍变亦有重要价值，可谓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同时，因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孔子后裔的特殊身份也使得其在保存孔子思想、事迹等方面具有一般史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优越性。故而，通过探究孔氏家族人物的言行，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的理解孔子及早期儒学思想。可惜的是，《孔丛子》一书命运多舛，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代，该书被定为“伪书”，弃之如敝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学术功能。然细考宋代以至近代各种伪书说，其焦点竞集中于《孔丛子》的作者，即《孔丛子》的成书问题。疑古者总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某些论断只是结论性的推测，还缺乏足够的实际印证，尚不足以完全服人。王钧林教授基于对古书成书特殊性的研究，指出“《孔丛子》只有编业没有作者，而编者只是材料的搜集者和整理者以及全书的编订者。”可见，王教授着眼的并不是《孔丛子的作者问题，而是书中材料的来源及其真伪。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同《论语》成书一般，孔子死后，众弟子出于对恩师的怀念，将自己平日整理所记的孔子言论，汇集在一起，由一位甚或几位的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最后整理而成。虽然对于《论语》最终的编订者，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但是《论语》的成书与《孔丛子》的问世，无疑反映了古书成书的特殊性。以往学者仅仅计较于古书作者的考订，却忽视了古书这一与众不同的成书特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因此，王钧林教授对《孔丛子》研究的“开拓新径”，让我们将研究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孔丛子》材料的真实性、《孔丛子》的内容结构等问题上，并以此来探讨孔氏家学的实际状况，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孔丛子》与孔氏家学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
所谓“言简意赅，通俗普及”，则体现了全书的写作特色。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传统文化研究受到高度重视，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自然地成为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寄有儒家微言大义的儒学经典，无疑是世人了解儒学的重要载体。长久以来出于民众对经典的渴望与向往，出版一套既言简意賅、通俗易懂，又不失元典本意的经典读物势在必行。作为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学的重要典籍之一《孔丛子》回归儒家经典成为当务之急。故而，加强对《孔丛子》的研究，还原其本来面目可以说是当前学者研究儒学的又一“新地”。
从全书的写作体例来看，该书分题解、正文、注释、译文四个部分。题解对该篇内容作总括性介绍，提纲挈领，使读者对该篇内容有总体的把握。注释和译文则体现了该书的学术突破性。由于《孔丛子》被定为“伪书”，自宋代宋咸作注之后，千百年来，除清代姜兆锡作《孔丛子正义》略为注解外，再无人像对待儒家其他经典样对其进行专门注疏。而仅有之注本也并非善本，难以对《孔丛子》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作深入细致的探察。该书正是在如此学术状况下，在继承借鉴已有注本的基础上，选用权威版本为底本，其他版本择善参校。从书中注释可以看出既有学术性的考虑，也有普及性的斟酌，可谓言必有据，详略得当，足资学者参考。然而，著者更大之贡献在于（《孔丛子》的古文今译。《孔丛子》一书历经千余载，注本凤毛麟角，翻译之难可以想见。因为用现代语言阐释经典原意，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当前学风浮躁追求捷径以图取巧的环境下，二位先生甘于寂寞，耐得住冷板凳，潜心用力对《孔丛子》全书进行翻译，用浅显之言辞，表达元典之内涵，语言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为《孔丛子》这一久被忘却的儒家经典走向大众，得以广泛传播，功莫大焉。
要而言之《孔丛子》译住“阑本探源，开拓新径”、“言简意赅，通俗普及”的特色无不贯穿全书。这一深浅得当的做法，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孔丛子》的了解，提升对儒家经典的兴趣，这对于孔氏家学及早期儒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由于该书所依据的《孔丛子》古注本有限，因此书中注释之误在所难免，不同版本异文的取舍也存有不尽妥当之处。据闻，在这部《孔丛子》译注之后，作者继有《孔丛子校释》一书，让我们期待着更加完善的《孔丛子》注本的早日面世。我们相信，伴随着《孔丛子》“伪书案”这一坚冰的悄然冰释《孔丛子》定会回归儒家经典行列，儒家经典研究将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