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7期

作者：王金龙

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历任欧风美雨，百余年西学东渐，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始终在为寻求现代化的出路而做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与尝试。即便时至今日，儒学的现代化历程也无丝毫偃旗息鼓之态势。限于笔者能力所及，本文所述近代以来儒学之困境，并不是针对历史上每次具体的闲难与挫折而言，而是代之以宏观的视野管窥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儒学困境之一斑。粗略与不足之处，敬待学者方家指正。

一、能否现代化：近代以来儒学的终极困境

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与西学的交流碰撞可追溯到明末万历年间。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以穿汉服、说汉语、融入士大夫阶层等方式和渠道向儒学治下的中国布道说教。以此为契机，西学东渐之潮流涌动起来。此时中西学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往来与交换，也由于这种交流仅限于中国上层士大夫阶层中，西学始终无力影响到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学是伴随着列强的蛮横与武力再度东来的。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冲突与碰撞。社会的变迁在所难免，儒学的危机也油然而生。但在此时我们需要指出的则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中，无论是王朝更迭、动荡、分裂，还是社会体制的解体、变革，儒学都能坦然地通过自我调整维护其现实影响力，为什么近代以降，儒学自身就再也找不出新的应对之策呢？针对此问，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余英时先生有过一个精彩的比喻：“中国传统内部虽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变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像‘丸之不能出于盘’一样”（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总序）。近代以来的变局，是李鸿章言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尤其随着19世纪末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全面解体已势在必行，此情此景已不是“丸之不能出于盘”，而是“丸已出盘”了。“在全面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制度是最早崩坏的一角紧接着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全面动摇。”（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面对近代这一与传统决裂式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情学作为传统结构中的意识形态部分，也如政治制度样，开始面临其前所来有的困境与危机。

“现代化的过程是职业化、专业化、官僚化和理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和科技、工业文明连在一起。最没有办法在这种文明中生存的人格形态就是儒家所代表的这种人格形态。儒家所代表的人格形态是人文学的充分体现。一个人可以是一个诗人、艺术家、书法家，同时也可是政治上的领导，甚至是学术上的、文化上的领导。他是全能的，这可以说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人’。但是儒家所代表的士大夫的典范，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分工越来越明细的情况下是不能生存的。“（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儒学的人格理想与工业文明的不相兼容使儒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凸显。而面对这一困境最形象的描述就数列文森的“博物馆化”说与余英时的“游魂”说。“博物馆化”说是把儒学比喻为博物馆中的文物，“博物馆里的陈列品都只具有历史的意义”（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而不具有现实的意义。“游魂”说则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社会制度的解体之上，此后儒学再也不能凭借其所依赖的建制（包括朝廷的典章礼仪，国家的组织法律、社会礼俗、宗法族规与个人规范等等）来实现其“看得见”的影响了。“建制既已一去不复返，儒学遂尽失其具体的托身之所，变成了‘游魂’。”（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处于“游魂”状态的儒学也只能保留在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作为内在的价值思维由内向外地影响着个人与社会。无论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还是脱于“肉尸”之外的“游魂”，都已证明儒学自近代以来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行之有效了。儒学的困境，源于近代社会的转型。适用于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学，对于突如其来的现代社会，难以适应，难免会出现阵痛期，这一期限可能长达百余年，甚至是几百年。而近代以来，对儒学命运起到直接决定作用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鞭挞。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就是中国文化的认同节节败退的时期。如何适应西方挑战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危机越来越大，其影响所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不能只从军事、工业、企业组织等来适应，要整个政体适应。不仅政体的适应，还要整个价值观念的适应，要脱胎换骨、一层层地改变。”（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激进的五四一代就是想要对中国近代的困境做一脱胎换骨的巨变，而这种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鞭挞正是知识分子要求学习西方这一过程已深人到精神理念层面的真实表现。儒学历来作为官方正统之学，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也就理所当然了。虽然五四知识分子大多也是“孔家店”中熏陶出来的一代，但为了除旧布新，他们也不得不亲自“打倒孔家店”了。就如同列文森所说的那样，他们在感情上排拒西方，但在理智上却非接受西方不可。对传统的激烈反抗也只是为实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而已，只是这种手段也让儒学跌至了历史的谷底，说得更确切此，是粉碎了“孔家店”这块两千年的招牌，破除掉圣人孔子这一偶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儒学为宗的传统文化起到的是一种解 构的作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西方现代化对中国化传统的批判与解构深人到核心层面，从而为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建设中‘破’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可能性。”（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而五四之后的新儒学作为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它能改变近代以来儒学的命运以实现儒学的真正现代性吗？至少目前它还未能真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新儒家们主张援佛入儒，并蓄中西之哲学，试图重建儒家的价值体系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无论是贺鳞的“新心学”，或是以冯友兰“新实在论”为代表的“新理学”，还是梁漱溟“中印西文化三观”的论说，都只是在理论层次上进行的形而上的拓荒，但面对近代社会的巨变，儒学在现实这一层面上却始终没有恢复到前现代时期儒学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影响。“新儒家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学术思想的高层次上面。如果新儒家的思想还不能落实到制度、行为的层次上，而在社会里发挥功能，那么究竟只是学术，不能发挥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大的社会作用。”（刘志琴：《文化危机与展望》）

作为世界轴心文明的一支，儒家文明始终没有实现自身的“轴心突破”。即便理论上是如何何地创新，如何地新顿，没有适应于现代化的突破，儒学仍然只是飘荡于上空的“游魂”。没有东西能够借”尸“还魂，也就不能落实到真实的地面上去发挥现实的功效。

二、自身转向：现代儒学现代化的基本理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归宿，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或是假设，都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其自身价值。而当代儒学的危机，在一定层面上就是儒学脱离现实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中，儒学应该从自身做起，这也是儒学向现代社会转向的内在基本理路。

1.权威之学转向多元之学

在历史上，儒学总是与政治、政权形影不离，相伴为伍的。在近代历史上，即便是五四甚至是民国以来，它仍被拿来当做政治的门面与招牌。从袁世凯的尊孔复古，到张宗昌、阎锡山、蒋介石之流的尊孔读经，儒学总是很无辜地与政治牵扯在一起，这严重败坏了儒学在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甚至成了知识分子讨伐的口实。“这种对儒学的提倡，反而是对儒学内部的腐化，在我看来是暗箭。”（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所以当代儒学在此方面必须要实现转向，避免“儒学问题的非儒学化现象”。而实现转向的一个首要前提则是要认识到儒学无论怎么复兴与繁荣，它都不可能恢复到现代社会以前的统治地位了。“现代儒学必须放弃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才能真正开始它的现代使命。”（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应当平心静气地把儒学看作当代多元文化的一支，用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不同种类的民族文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