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孔子文化》第17期

作者：王金龙

（续上文）

当代儒学必须正确看待与处理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摆正自身的位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历经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等实践严格检验和发展的真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理论。“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张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至少在当下，相对于儒学，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显示了处理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矛盾冲突的能力。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应当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之下，立足传统文化的发扬与现代性的发展，开辟出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总之，儒学应当避免“儒学问题的非儒学化现象”，将儒学真正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在多元文化各显精彩的后现代社会，儒家应以不亢不卑的胸怀，不屈不饶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已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2.精英之学转向民众之学

历史上的儒家是讲求“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即便是宋明时期的程朱陆王也主张“再心即理”“宇宙便是香心吾心即是宇宙” 的个人观。这种“人人皆可为圣”的理念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而在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学的话语却仅限于新儒家知识分子当中了。当代的儒学，则囿于诸高校的国学院、孔子研究院、儒学研究机构、传统书院等象牙塔群落之中，成为脱离广大民众的精英高深之学。殊不知，知识分子的研究愈是高深，儒学本身离民众则是愈加遥远。余英时就指出：“一方面儒学已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论说（discourse），另一方面，儒家的价值却和现代的‘人伦日用’愈来愈疏远了。”（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自序当代的儒学需要对精英儒学从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反思：学术精英化真的百利而无一害吗？由于笔者长期求学于儒学故里曲阜，在此试举两例以飨广大读者，管窥儒学对精英、民众影响之角。在曲阜静轩路孔府家酒厂后有一书院，名曰“曲阜圣德文化书院”。该书院每周日都设有“传统文化讲堂”一课，由书院院长蓝小修先生亲自讲授儒家经典与实事，笔者也曾前往几次，聆听传统儒学之香茗。据观察，去书院参加传统文化讲堂的多为曲阜当地的大学生及一些中学的老师（他们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精英，但也是社会知识分子了），而当地的普通民众参与者则甚少。可见在儒乡圣城曲阜都会出现普通民众对儒学的冷漠现象，更别说是全国其他地区了。此真可谓“儒门淡泊于今为甚”。而我们再看另外一则事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尼山圣源书院联合举办的“乡村儒学讲堂”今年一月在曲阜尼山圣源书院开讲，“乡村儒学讲堂”以广大农民兄弟姐妹为讲授对象，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推广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通过对村民的宣讲和互动，在孔子故里建设儒家文化示范区。据附近村民反映，“乡村儒学讲堂”开讲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村民得到一致共识：儒学确实能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通过以上两则简单事例的比较可以看出，同样是致力于儒学的普及与宣扬工作，所达到的效果却相去甚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等现象蔚然成风;国外的国学院、孔子学院、汉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一时风生水起。国内外对于儒学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然而，真正的儒学复兴与现代化不仅仅是对儒家思想的大肆宣扬或是儒学的精英化研究，更应该是儒学社会生活领域的常态化与普遍化。唯有接民众之轨，合民众之需儒学才能真正立足于当下。

3.内在精神之学转向外在实用之学

儒家讲求修齐治平，讲求“内圣外王”修身、即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外王。儒学看似为兼重内外之学，实则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修身，正所谓“正心诚意”是也。与西方文化自古注重理性不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古尚德性。偶家看重“德”的作用，强调“立德”。它所看重的“德”是以内敛的方式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状态。所以按照西方“轴心时代文明”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从强调“轴心突破”的理念上，还是从强调“第二序思考”的层面上，儒家都未能真正做好自己。儒家只是强调了“修身”的“为己之学”，通过努力使社会个体达到思想上、行为上的谦谦君子，而缺乏（也从没有发展出）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科学与民主，也就不能适应近代以来以西方现代化为向导的现代社会。由此可知，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两面大旗来扳倒孔家店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而五四之后的新儒家，也只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重新建构儒学的理论价值体系，对儒学的实用性层面却鲜有见地。“新儒学使儒家的政治理想不能落实到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从而使儒家的天道性理挂空飘荡，成为诱人玩赏的无谓光景……一旦离开了现实生活，天道性理就变成了抽象的观念，从而成为无用之物。”（蒋庆：《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我们仍可以通过一简单事例认识社会生活实用性对于儒学现代生存的重要意义。今年五一长假期间，曲阜市“三孔”景区与孔子研究院联合开展了“背论语免费游三孔”的活动。活动要求游客倘若能任意背诵《论语》中的三十条，就可凭借 票证免费游览“三孔”景区。“参与的人们年龄相差悬殊，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三四岁的小孩，人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通过这次活动，明显地感觉到传统文化在民间有更深远的影响……这活动的开展及延续，势必会引起更多人对儒家文化的关注。希望日后有更多以儒家文化为载体的文化互动或文化参与的活动方案出台。”（选自笔者作为《孔子文化》编辑访谈曲阜圣德文化书院院长蓝小修先生的笔录。蓝院长曾受邀担任“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的评委，对该活动有着亲身感触与经历。）虽然不能排除有些游客是抱着功利的心态去参加活动的，但通过此类活动确实可以使儒学深入到广大社会群体中，对于推广儒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仅把儒学束缚在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等“上”的领域里，那么对于社会群众“下”的领域又能产生几多影响？“今天的讨论已没有生活经验的内在根据，而是将重点放置在儒学究竞属于什么形态的宗教或哲学，以及现代人（主要还是指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在重新建构的儒学中‘安身立命’。这一路数的现代儒学的重建工作，如果获得具体的成就，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作为一种哲学，它的贡献主要仍在学术思想界;作为宗教，它的信徒将限于少数儒家教团。”（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自序）如果仅作为哲学和宗教，儒学总是远离群众的形上之学，这注定不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更何况“在先秦，儒学本来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政治、治学、从教都不失儒家本色。所谓‘还其本来面目’，不仅发明孔孟之道的本然，而且要恢复儒学之为生活的品格”（杨子彬：《国学论衡》）。儒学要真正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向，必须立足于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一言以蔽之，“现代儒学的出路便恰恰在‘日用常行’的领域”（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三、结语

近代以来儒学的现代化之路曲折漫长，儒学的命运亦是多舛。在困境之中起航的儒学，要完全适应狂飙突进的现代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这条路还没有走向最后的成功，但它能够经受住五四的猛烈攻击而始终保有一份生命力，应该说已难能可贵了。近代历史上文化的分歧，是古今中西之争儒学即使被批判、被攻击，甚至是被抛弃，但它都在坚持着传统文化的那一份内在品格，没有让我们失掉自己文明的根。若只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醉心于西化，妄图用西学代替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未免数典忘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曾提及，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既然西方有识之士都对儒家之学高眼相看，我们又为何要故作谦卑呢？对儒学一份由心地尊敬，始终是点燃其现代生命力的不竭之源。用一份恭敬的心，将儒学的甘甜滋润到当下普通民众所生活的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角落，儒学才能在现代社会扎下最厚实的根。“要有一批现代儒家，有一批人真正能够在深人掌握儒学的精髓的同时，又能活学活用把儒家精神应用于解决自己当下的人生问题，从而用自己活生生的人格向世人昭示，儒学传统仍然可以成为每个当代人读书、为学和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价值资源。我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找到儒学转型的正确途径和方向。”（方朝晖：《文明重建、中西学术与儒家的转型——论当今儒学转型的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