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方铭
（接上文）
公正是良善人的追求，因此，历代暴君奸臣总是把社会向反公正的邪路上引导，贾谊《新书道术》说：“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申鉴•杂言》说：“是故僻志萌则僻事作，僻事作则正塞，正塞则公正亦末由人也矣。”也正因此，在反公正的时代追求公正，就显得格外重要。徐错注“正”，以“守一以止”为说，也就是强调坚守公正的重要性。柳下惠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默？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直道”即坚守正义，“枉道”即屈从权势，阿谀奉承。《荀子•臣道》说：“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枉道之人是谄谀之人，是苟容曲从之人，是国贼。
《吕氏春秋•慎大》说夏然无道，欺压人民，民心积怨，商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当兴师伐架的时机来临时，商遇大旱，商汤为了践行承诺，仍然兴兵诛集，“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早殃，祖伊尹世世享商”。《昌氏春秋》之所以赞扬汤放禁也是“至公”，就在于商汤兴兵诛暴乱，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解民于倒悬。
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孔子之所以反对“以德报怨”，就是因为“以德报怨”混淆了是非观，因此是不正直的行为，而“以直报怨”对事不对人，仇人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仍然应该支持。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正是立足于正直的原则，论是非不问朋党。
虽然正直即公正，但有些时候，直与正直无关，更与公正无关。《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驾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言忠信行笃敬就是“直”，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就是“枉”。孔子认为，言忠信，行笃敬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以此行走世界可以无往而不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即使在乡党州里，也是会被人唾弃的。
《荀子•子道》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领导人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领导人不能因亲情而徇私枉法。人民是国之根本，因此，群众不能因为尊奉领导的意志而违背亲情。《论语•子路》载，叶公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攘羊固然不对，儿子应该对父亲的过错有所谏诤。但是，如果屈从君主之势而举报父亲，无疑是违背人伦礼义的事情，也是不合于忠信、笃敬之道的。
孔子说：“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绞”本指两根绳子纠缠在一起，此处应通“校”，也可写作“校”，计较之意。孔子反对“绞”，就是为了把直纳入到公正的轨道上来。
公正的修养需要不断学习与历练。《论语•阳货》载孔子说“六言六蔽”，其中有“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又载子贡“恶讦以为直者”，“汗”指刻薄，发人阴私。《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怪控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悾悾，旧注以为是“诚实”之貌，实当以“无知”解。一个人狂妄而不正直，年轻而不一心向学，无知而不诚实，就无可救药了。
八、法治释义
法治即以法治国，其内容包括法律至上，颁布宪法，立法、司法、行政权分置，以法律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不滥用权力，文明执法，公正执法等。法治与“专制”相对应。卢梭《社会契约论•论法律》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唯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又说：“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人民致致力于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价值包含有“法治”内容，正是为共和制政体“正名”的必然选择。
“法”本写作“灋”，省为“法”。《说文》说：“灋，刑也。平直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法的本义是刑罚之意，而公正是其基本特征，所以以水之平为其基本价值。廌即獬豸，是能分辨善恶的神兽。《尚书•舜典》有典刑、五刑、官刑、教刑、赎刑等，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吕刑。《尚书•吕刑》说：“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刑即法。《尔雅•释诂》说法、刑、律皆常也，又说刑、宪、律皆法也。商鞅变法，称法为律，嗣后，有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宋称刑统，元称典章。《管子•七臣七主》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庄子•徐无鬼》有“法律之士”一词，《管子•七法》说：“论功计劳， 未尝失法律也。”“法律”连用，最晚出现在战国时期。
桓宽《盐铁•论诏圣》“法者 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刑罚就是惩处犯罪，这说明中国早期的“法”其内容相当于今日之刑法。在原始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即今日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是调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制度、田里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法度。在现存早期传世文献中，《周礼》是组织法，《仪礼》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礼记》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之外，还有关于立法原则的论述，包含有现在宪法等根本法的气象。《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染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又云：“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这是典型的实体法的例子，既规定了夫妻化离的七个要件，又规定了三种不可以化离的要件。又《礼记•曲礼上》有“侍食于长者”的规定，具体而微，甚至有“毋咤食”的规定，即食不出声。
由于礼与法的密切联系，因此，“礼法” 经常连接在一起。《周礼•春官宗伯》有“礼法一词，《庄子•天道》有“礼法数度”，《列子•周穆王》说“礼法相持”，《荀子•修身》说：“故非礼，是无法也。”《有子•王霸》说：“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礼法”联系在一起，所要表达的意思，正与今日所言法律接近。
战国时期的法家是最强调法的重要性的流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子等。李俚强调君主集权和重刑而轻罪•商鞅主张明法、胜法、严刑。明法就是让群众知晓法律，胜法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严刑即轻罪重刑。中不害强调用术推行司法，慎到强调以势强化法的执行，韩非子则倡导法、术势相结合的方针。《韩非子•有度》说：“刑过不避大臣，贫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内储说上》说：“使吾法之无故，犹入润之必死也，则人员之敢犯也。法家虽然重规法，也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法律严肃性，但是，其出发点在维护君主专制，因此，从根本上说，法家关于严刑峻法的观点，是社会逆流，是反法治的。《慎子•威德》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这明显是为恶法辩护。《汉书•五行志》说“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汉书•刑法志》说商教有连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参夷就是夷三族。商鞅还增加了肉刑、大辟、凿颠、抽肋、镬烹之刑。《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强制告奸，“不告奸者腰斩”，这样一来，百姓人人自危，互为仇寇。韩非子认为君主可以不用顾忌程序正义，使用如人质、禁锢、特务、间谍、监视、暗杀等活动来实现独尊的目的。《韩非子•六反》说：“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也。”“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儒家坚守仁政底线，不因穷达而改变。而如商鞅、李斯之流，为了功名富贵而突破价值底线，窥伺君主的需要，投其所好，其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汉书•艺文志》说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法家严而少恩”，《隋书•经籍志》说法家“杜哀矜，绝仁爱，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这些对法家的批评，无疑都是正确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