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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一把双刃剑——论经学对文学的沾溉与拘囿(上)

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刘勇刚

[摘要]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经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学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赋子作者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担当意识,自觉以文学干预政治,通经致用,讥切时政,有补于世道人心。另一方面经学重术轻学,注重秩序和群体的规范,压以个性,严重阻碍着人性的解放。在经学的拘圈下,文以载道,温柔敦厚,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沉降。

[关键词]经学;文学;沾溉;拘囿

经学是历代官方推崇的庙堂文化,享有“九五之尊”的地位。时至今日,国学的核心仍然是“六艺”之学,这是不争的事实。有道是“经学不明,则孔子不尊”,“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为什么要独尊孔子呢?”归根到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质言之,经学为封建王朝治国之要略,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经学独尊必然对文学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从历时性的实际效果来看,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经学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沾溉了文学:赋予作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担当意识,自觉以文学干预政治,经世致用。另方面经学讲究秩序和礼法,排斥个性,压抑自我,严重阻碍了人性的解放。在经学的拘圈下,文以载道,温柔敦厚,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沉降。

一、经学是入世之学,经世致用这一文学命题立足于儒学一经学

经学是入世之学,乃士大夫立身从政之本,通经方能致用。从经学的眼光来看,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自觉以文学来干预政治,裨补时阙,改善世道人心。就像白居易说的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家倘若缺乏社会责任感,完全沉醉在小我的狭小天地中,吟风月,弄花草,就脱离了时代的主潮。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圣”,就是因为他一生以儒学一经学为精神支柱,优国优民,个人的痛苦扎根于时代的痛苦之上,表现了时代精神。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这命题立足于儒学一经学。古人讲文章要有补于天下,有益于世道人心,这都是从经世致用来说的,也就是文学的功利性。作家作为知识阶级,承载着社会的良知,要有社会的担当。诗人只有在小我之中映现大我,这样的文学才会有生命力,才能感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相反,一头钻进象牙之塔,为文学而文学,那样的文学因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显得苍白无力。

本来孔门原初儒学对文学的功利与审美没有偏废。孔子说得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虽然孔子论诗的落脚点是实用的、功利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但他首先着眼的却是“诗三百篇”的审美功能——“兴”——兴发感动。一首诗,不管它的思想多么深刻,如果缺乏感染力就不是诗,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观”“群”“怨”则是从社会的。政治的角度来说的。“观”就是观民风,知得失;“群”即群居切磋,相互砥砺;“怨”者,怨刺上政。“兴观群怨”综合起来就是文学首先要有审美的感发的力量,但归结于政治的、社会的实用价值。

二、经学独尊,重术轻学,斫丧了文学的独立自足性而沦为政治的附庸

从汉武帝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一个经学的时代,文学成了经学的附庸,文学“兴”的功能遭到儒术政治的打击。从本质上看,政治的权力运作决定了经学的命运与走向,经学的命运与走向又决定了文学的品格。朱维铮先生指出:经学与儒术有“术学之辨”,即“术重实用,学贵探索”,术重于学。“自西汉以后,经学便君临于思想文化领域。它开始便重术轻学,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无疑起过重要影响。比如说,那以后的思想界,愈来愈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重现状而轻未来,愈来愈将目光专注于君上心意,祖宗成法,百姓规矩,能说与独尊儒术没有联系么?”川独尊儒术的意识映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通经致用,一切文字都要围绕大一统的政权建设这个大方向。过分地强调经世致用必然会斫丧审美的独立性。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的、直觉的意识形态,有它的独立自足性。这种独立自足性就体现在审美上。文学的根本价值就是审美价值。只有本着审美的精神去创作或鉴赏,才能游心太玄。陈寅恪先生提倡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他在《论再生缘》一文中说得好:“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我们读《西厢记》、《牡丹享》、《红楼梦》、《再生缘》等,为什么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就是蕴涵着自由的精神与至情的理想。

在经学思维的支配下,经学家(道学家)过分地强调文字的功利性,必然丧失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附庸,质言之,文学为政治服务。一旦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么这种文学就是鲁迅所讲的“遵命文学”。“遵命文学”不管你遵谁的命,一为遵命就没有自我。文学的自足审美性又何以体现呢?我们承认文学的功利性,但不能把功利性推向极端。然而经学独尊的结果便是趋向极端一文以载道,这样文学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经学的小妾,文学的独立性也就无形消解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选《文章正宗》一书,在《纲目》中写道:“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平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完全是一副道学家的口吻,彻底排斥了文学的艺术价值,说白了,也就是文以载道。所谓文以载道,无非是工具论,即以“文”来承载“道”,“文”即“道”的载体。这个“道”就是儒家之“道”——六艺。有些思想偏执的理学家,他们反对文辞华丽,认为为文专意就是玩物丧志,简直就是“作文害道”,他们人为地将“文”和“道”对立起来,成为一种不可化解的二元对立。宋人周教顾、二程、邵雍、朱熹、真德秀等人皆强调文以载道,尤其是朱熹,文以载道思想在他手上得以定型,强化了文的道统观念。这样一来,载道便成为经学家、理学家观照文学作品的唯一视角。 元末明初的宋濂以道统自居,他在《文原》中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将文章的功用完全归于宗经征圣。后来明代的台阁体就以载道的形式宣传教化,歌功颂德,不折不扣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文以载道直接造成了文学审美品格的沉降。明清两代学人谈到诗文都说不如唐宋两代,这是为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思想的禁锢。明清两代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科举以八股取士,划定考试范围——四书五经,其目的就是造就奴才。什么样的奴才呢?会办事而没有自我的奴才。一方面以功名利禄来诱惑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又以文字狱来摧残知识分子。在统治者软硬兼施的压迫下,知识分子要安全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将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包裹起来,出之以载道之文。文学一旦没有真精神、真感情,那就不是文学了。明代的八股文不好吗?单从形式的角度来说它是对偶的文体,要非常用心才能写好,但它代圣人立言,不是自己的话语,不是自己的情感。所以明代八股文很发达,但真正好的八股文并不多。代圣人立言而非言为心声,怎能不虚假呢?

其实,经学一儒学独尊的地位一直受到异端思想家们的质疑和挑战。李商隐《上崔华州书》指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又《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写道:“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国在李商隐看来,思想应该是多元化的,孔子不过是古今圣贤之,与其他圣贤相比井无高下之分,为什么一定要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呢?近代龚自珍的思想与李商隐一脉相承,而议论更为尖刻,他有一首诗讽刺儒家入木三分:“三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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