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武云清

（接上文）

二、专于一家

“专”、“精”是与“博”相对的一种治学方法。总体而言，王昶在治学方法上，视“博而精”为最理想的治学方法：“盖古之学者，读《易》如无《诗》，读《书》如无《春秋》，又于一经中颛守一说，历数世而不变，是以立志也定，而为说也博且精。”“博而精”也就是传统儒家之“博观约取”，“博”是治学的门径，“约”则是最终归宿。章学诚强调博、约非二事，二者互相制约：“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王昶则认为，“精”、“博”在治学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二者兼具才是完整的为学之道。嘉庆元年（1795）论研经之过程：“昔人三年通一艺，专守师传精古义。次乃涉猎采群言，阅年十五良非易。迩来饾订夸搜罗，摭拾星宿遗羲娥。盈科渐进圣所训，记丑而博将如何。”以唯有“博且精”，才能实现“立言不朽”，《跋稽古编》曰：“覃思深造，博而能精，殆未有不传，传久之，未有不益著且大者。”金石学中，王昶也强调征引之博，辨析之精。乾隆五十四年（1789）修葺友教书院时，王昶于所定规条中提出“盖博学者，圣学之所从入也”的论断，同时又主张“即质有不逮， 或专习经，以一说而通众说，或专习一史，以一史而通诸史，或通天文、算术，或为古文、骈体，或习诗词，或研《说文》、小学、金石、文字，各成专门名家之业”，即资历尚浅者，退而求其次，可以一经一史为师法对象，进而通经通史。

因此，王昶更倾向于“专”。《与汪容甫书》着力申说“专精”之旨：“盖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则必不能致于用也……今之学者，当督以先熟一经，再读注疏而熟之，然后读他经，且读他经注成，并读先秦两汉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经之义。务使首尾贯串，无字一义之不明不贯。熟一经，再习他经，亦如之，庶几圣贤循循慥慥之至意。若于每经中具数条，每注疏中数举十条。抵掌掉舌，以侈渊浩，以资谈柄，是欺人之学，古人必不取矣。”强调“精”在经学中之重要性，而且是“致用”的决定因素。“精”表现为“熟一经”，即精通一部经书，这是经学最基本的治学方法。在王昶的治学图谱中，“精”与“专”、“约”是紧密相关的概念。《困学编题词》云：“凡学要于博观约取，不约则不专，不专则不精，专乃能熟，熟乃能养。”取诸也约，守之也专。”我们发现，王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就已经提出“为学必专于一家”的观点：

为学之途，犹建章宫阙，千门万户，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专于一家。颇怪今世文士辄日我能经、我能史、我能诗与古文，叩其所业，率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学者必不能尽通诸经也，尽通诸经乃适以明一经之旨。而一经之中分茅设蕝，若汉人之《易》，瓯异子家元矣。汉人中若家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守一师之说，深探力穷之，于彼于此掠取一二说焉，必至泛滥而无实，穷大而失居。推之他经皆然，推之史与诗与古文，亦无不不然，故愿足下专于一家，求所以入之也。

“通诸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程度，而“尽通诸经乃适以明一经之旨”。《示戴生教元》也称： “然必通诸经，乃于一经之旨，无不明晰。”钱大昕在写给王昶的书信中，也提出“通全经而后通一经”：“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复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如此看来，在“通全经”与“通一经”的关系问题上，王昶与钱大昕的侧重点不同，前者重“通一经”，后者强调“通全经”。王昶认识到“学者必不能尽通诸经”，即《与汪容甫书》“兼通必不能精”的客观现实，转而主张“通一经”、“专于一家”的治经方法。综观乾嘉时期，“专于一家”已然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被士人奉为圭臬。戴震强调“贵精”：“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国朱筠主张‘‘治经当守一家之学”（汪中《朱先生学政记》）。阮元肯定考据之“精”：“为浩博之考据易，为精核之考据难。”（阮元《晚学集序》）王鸣盛不满为学之“博”：“为学之病，惟在好博。博而寡要，弊乃丛生。”（王鸣盛《蛾术编》卷八十一）当时学者不仅在学术主张上宗尚“专精”，而且身体力行，治经时也如惠栋治易学、胡培晕专于礼学、刘宝南精于《论语》等。王昶倡导“专于一家”，与学术界之主流完全合辙。

如前所述，王昶认为“专于一家”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经学，推之史学、诗学、古文等领域亦然，并屡次阐述这观点。《示朱生林一》亦云：

学诗先博学，博而约取。举古人诗，反复循玩，融洽于心胸间，下笔自然吻合。又宜先学一家，不宜杂然并学。河西女子听康昆仑弹琵琶，谓本领何杂者，正坐此病，仿一家到极至处，自能通诸家。《楞严》云：“解结中心，六用不行。”皆是诗家妙谛，仆于此事三折肱矣，可得正法眼藏，故不惜为吾贤饶舌也。

通一家，自然可以通各家，这是学诗之取径。王相劝导弟子戴教元日：“诗学，如《古诗纪》、《乐府解题》、《全唐诗》、《宋诗钞》、《宋诗存》、《元诗选三集》、《明诗综》诸书，亦宜浏览，其取法也，杜韩苏陆称最，亦以一为宗。”（《示戴生教元》）与古文以韩、柳、欧、苏四家为最相似，诗则以杜、韩、苏，陆为最。因此阮元称其诗“后宗杜、韩、苏。陆”。其实，在王昶的思想中，不论诗还是文，都须“以一家为宗”：“古文之学，世所传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外，《两晋文纪》、《唐文粹》、《宋文鉴》、《南宋文选》、《元文类》、《中州文表》、《明文授读》， 皆宜浏览， 博观约取，以一家为宗。”（《示戴生敦元》）

王昶认为，“专于一家”，也就是“不宜杂然并学”，最终是为了达到“熟”的理想境界。滇边戴罪从军时期，他阐述了”熟”的诗学境界：

昌黎《赠崔斯立》云：“往往蛟龙杂蚁蚓。” 盖讥其杂也。勿杂则纯，纯在熟，熟非久且渐不能。择杜陵诗，得其尤粹美者，强记而循诵之，务底于熟，使章句音节一一悬著心目，又寻绎其命意之所在，且加涵养焉。如是而驳杂之病乃除。诗词虽小道，不可以一蹴几也。矧杜陵又诗之最精深者，世人务小慧，辄欲弋获之，无怪仅得其龛犏钝涩，哆然自号为杜，而去之乃益以远。仆不喜人易言诗，尤不喜世人易言杜，正坐此病尔。《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此非为学诗者言，然学诗而蕲底于精与深者，无以易此。惟足下勉之。

“勿杂则纯，纯在熟，熟非久且渐不能”,是上述材料的核心观点。诗词创作并不会轻而易举就能达到“工”，最关键的是要做到“熟”。而“熟”的实现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除驳杂之病而归于纯。二、需要经过长时间与循序渐进的过程。换句话说，王昶强调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去除驳杂，归于纯然，才能达到精、深的诗境，即《孟子》所谓“深造自得”。古今诗人，能达到这种诗境的唯有杜甫。“纯” 与“专”相近，而与“杂”相对，是王昶“专于一家”的学术方法在诗学领域的极好体现。

古文理论中，王昶也主张“熟而后工”。他肯定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的论文之言，提出“作文，词不患不富，要归于峻洁”凹的观点。根据王昶自己所言，他曾选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家之文，而成《四家文类》，自序云：“孔子日：‘多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孟子日：‘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择则约，约则熟，熟则沈冥融冶，忽与心通，忽与手会，汨汨乎左右逢其源焉，臂之水触地而出，不审其孰为涵，孰为渑也。如是合四家为家，亦不自知肖于某家，斯为文之极工尔矣。”编选《四家文类》以纠正后世局守茅坤“唐宋八家”说之弊。主张以此四家文为最，合四家为一家”。专而熟，熟而“忽与心通，忽与手会”，左右逢源，这与《与彭晋函论文书》中“取于心而注于手”的观点一致，都需要港深于经史之学。

总而言之，王昶经学思想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在清代中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被他很自然运用到诗文创作与理论当中，由此可见清代中期经学对文坛的渗透，显然已经成为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现象，很多文人都强调诗学渊源于经学，如扬州学派中阮元、汪中、凌廷堪等人也主张“为文须根柢经史”。值得注意的是，王昶虽然提倡“以经史为本”、“专于一家”，但又不受共所限，反而展现出一种比其他考据学家更为通融姿态。即使是与汉学家立异的宋学家姚肃，也借王昶之文而提出“义理、考证、词章合一”的古文创作理论，《述庵文钞序》云：“学间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则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风而浅识者，固文陋也。然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而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可见，王昶并不像其他考据学家那祥过分强调“学费专精”、过分尊崇考据而贬抑词章，而能兼收“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所作古文遂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