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史国良
[摘要]观音信仰及观音文化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冲突交融的产物。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观音形象以女身示现，迎合信徒大众的心理需求。在满足传统女神崇拜、母示崇拜心理需求，女信众方便接受之外，观音的送子功能以及以母亲形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传统的孝道伦理与佛教之间的文化融合。
[关键词]孝 观音
Filial Piety Concept of China and Changing of Avalokitesvara Image
Shi Guoliang
（Lanzhou city unive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belief and the culture of Avalokitesvara are the product of conflict and blend between Buddhism and native culture of China. Avalokitesvara appeared as a female image and catered to the believers’ psychological needs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ing of Buddhism in China. Besides worship of goddess, needs of female Buddhists, procreating function and appearance of mother image resolv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an Buddhism and Chinese filial piety, showed the cultural blending of between them as well
Key words： Filial Piety Avalokitesvara
一
大约在东汉明帝年间，来自异域的佛教传入中土，在中国安家落户。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发展演进，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也成为普通老百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从魏晋时期传入中国的观音菩萨形象和信仰，随着简便易行的净土宗的盛行而流传开来。隋唐以来，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发展最为繁盛，然而民俗意义上的观音信仰，在民间有着更为广之的基础。在佛教经藏、寺院雕塑及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中，我们都能了解到众多的佛菩萨形象。神通广大救苦救难的而且广为人知的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愿力不可思议时地藏菩萨等，这些菩萨在华夏大地上深受信众的崇敬和爱戴。但是唯有观音菩萨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民族中广为流传，与善男信女结缘最深，成为距离民众最近的最承和的“身边的菩萨”，以至于“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观音信仰更是成为“北传大乘你教诸神信仰中传播最广、信徒最多、法事最盛、持行最为普遍的一-种佛教信仰形式”。
一切宗教的产生流传都有其现实的心理需求基础，观音信仰自不例外。有学者将观音信仰产生的原因分析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民众的心理慰藉，特指汉末至魏晋时整个社会的战乱动荡催生的民众希望安宁的心理渴求；二是观音信仰与中国民众崇拜母性的传统文化信仰一脉相承；三是观音信仰中兼容儒、道思想而深刻影响民众的行为规范；四是观音信仰满足信众不同要求的功能及与民众信仰的俗神化。最后一点，观音信仰是封建王朝维护皇权及其统治利益的需要用。这种概括应该是比较全面确当的。从历史背景来看，观音信仰流传初期，正是魏晋南北朝纷乱之际。数百年之间，魏蜀吴三国纷争，两晋“八王之乱”、萧梁时“侯景之乱”，烽火连天，兵革不休，陷民于水火之中。而北中国黄河流域，五胡十六国割据称雄，亦是战乱纷纭。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相当尖锐，人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朝不保夕，惶恐不安，希求摆脱现实苦难，获得生存境遇及心灵的安宁。而观音菩萨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示相，“能够解救众生于苦难中，恰好迎合了广大佛教信徒欲通过神灵信仰摆脱现实苦难的宗教心理，因而在我国得到迅速传播”。当然，此外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促使观音信仰的进一步传播。
一般认为， 佛教是东汉明帝时期传入的。汉明帝夜梦金人，派使者西行求法，从大月氏抄回《四十二章经》成了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虽然还有多种佛教传入中土的记载，按照赵朴初的看法，汉明帝遣使求法可视为一种政府行为， 佛教的传入虽不始于明帝，但种异域宗教，得到了汉朝政府的承认，在中土初步建立了佛教的基础和规模，这可以看作佛教传人中土的开始。从东汉始而不是其他朝代传入中国，这也对来自印度的佛教在远离诞生土壤的东亚大陆未来的走向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瑰丽璀璨。虽早有“大道之行，三代之英”，然而正是代秦而立的汉王朝，给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成果提供了一个优化整合的机会。
在春秋战国“轴心时期”文化大创造的基础之上，儒家思想中血缘宗法为纽带的伦理思想，夹杂法家的法治、集权思想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融合而成为西汉政府的指导思想。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儒法兼用的家天下的封建政体结构，同时也凝成了稳定一贯的民族心理。从广义角度来说，“汉之为汉” ，正因此时。这时期以及此后的时间里，佛教的传入，需要面对的，或者说传播中需要解决的，正是与逐渐稳定成熟的汉民族文化相冲突的问题。虽然从传入到发展到隆盛（比如唐代八大宗派），汉 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内容也在发展变化，但汉代奠定或加强的血亲伦理观念、儒学意识形态、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等始终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二
佛教诞生前的印度思想文化士壤，一方面是婆 罗门教森严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是提倡舍离贪爱、断除不善、去除烦恼的沙门思潮。同处北半球亚洲大陆的印度与中国虽有较为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文化构成差异颇大。在中国文化文明形成之初，近乎封闭的自然环境，以农耕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血亲伦理为主的人际关系，或者说这样一种伦理模式。 血亲伦理的核心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随着这种伦理观念的贯彻实践，孝的观念也产生发展，逐渐成为文化观念以及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 及至文化大创造的春秋战国， 名文化原典中“率”的内容屡见不鲜。
《左传•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国语•周语》： “孝， 文之本也。”认为学是礼的开始，是文化礼仪的根本。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把孝佛看作人之本。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他回答：“《书》 云：‘孝平惟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认为孝的行为本身就是从政行为。孟子也提倡孝道，宣扬舜的大孝：“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孟子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使得道德伦理-路向政治伸延。 孔孟以外，甚至于“一死生，齐万物”，“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也颇为无奈地说：“子之爱亲， 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对每个人来说，这样一种先天的 血脉纽带与自己的亲人紧密联系，实在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间世》）。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经学由“五经”而“七经”，“七经” 中新增了《孝经》，并立博士；察举用人则“举孝廉”，因孝而仕。可以说“孝”观念、孝” 道德已经制度化，直接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长远的历史文化来看，“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 自是没错”，谢幼伟也认为：“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会。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佛教传入以来，经过南北朝的大力发展，到唐代大盛。但也经过了残酷的低谷，“三武一宗”灭佛堪称劫难。“三武一宗”灭佛的原因比较复杂，或因为寺院经济大盛，有损朝廷租赋之利，成因为整顿朝纲、维护儒学正宗，或因佛道相争，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间或也有学者提到影响人伦的原因。总的来说，“孝” 与“不孝”并没有成为冲突的焦点。然而，这样看似并不显眼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深层地影响佛教作为-种宗教所包含的观念和情感走进千家万户，也成为它贴近普通信众乃至广大汉地人民信仰心理的小小障碍。
印度佛教教义所主张的人伦关系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较大的差别。佛教认为“有漏皆苦”，倡导离苦得乐，以人生为苦而寻求解脱之道，不重世俗生活。 “苦”的内容就包括世俗明亲情伦理束缚，这本来就与正常的家庭伦理观念有差异；而儒家文化如前所言，特重孝道，重人事、重现世，伦理宗法模范化为封建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别亲疏，分尊卑。面对这种迥异的文化大背景，佛教不能不适时调整甚至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与中国的孝文化接轨。杨鸿源认为，佛教流入中土后，从四个方面发展孝论，以期为中工后众接受。一是比附儒典及创作伪经，二是翻译及改造佛教孝经典，三是创作孝论，四为开发多种多样的民间活动宣扬孝道。这几方面我们熟知的有对《佛说父母恩重经》、《盂兰盆经》的重视和普及，《佛升切利天为母说法经》的翻译，宣扬孝道的讲唱以及盂兰盆法会等等。（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