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成兆文

（接上文）

其次，在价值指导思想上，“猫论”或者“政富有理”论起到了很大引导作用。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农业本身收成的薄利性，使得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深入人心。在义利之辨中，重义轻利是种前资本经济时代的必要选择。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则把财富本身签订为价值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人由此一下子脱下了对利益羞羞答答的外衣，开始面向物质财富的裸奔。我们认为即使决策者反对极端实用主义，但事实上形成了社会的极端主义流行。恢复常识在中国往往需要矫枉过正，五四的先贤们是如此，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们亦是如此。因此，当阶段性的口号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必须进行更符合时代气质的指导理论转变。

再次，要看到致富这一大潮是随着世界精神气质的变动而涌动的。国门一开，中国世界就开始相互协调共振。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是现代化抛出的价值包袱，它既是工商文明初期扩张的原动力，也是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缘由。享乐主义本身是一个充满自戕性的词汇，因为，有许多快乐是需要战胜痛苦才能体味到的，人的幸福感很大来源于比较化的感受，没有苦与乐的对比，人的身心就会把当下合理化，从而没有任何感受。享乐主义则服从了人现有的欲望指向，及时性是它的特征，享乐主义等于及时行乐。及时意味着对未来缺乏必要的信心与耐心，因而，它很容易屈服于到手的欲望释放，而根本不愿意为了长久的幸福做出必要的牺牲与付出。“乐”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感受，它本身需要迅疾，有快才有乐。乐需要及时抓住手头，需要为当下服务，有什么就挥霍什么。这种及时性必然导致人们心为物役，心灵随着物化的跳动而转移，再难以找到一个巩固的价值之基。因而，享乐主义必然导致价值虑无主义，这也是近代西方哲学转向当中最为重大的问题，它整整耗费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全部思想力。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气质，有种化精神为物质、视物质为精神的倾向，关于此论，本人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有一点结论可说明：在天人合的哲学传统中， 中国人在物质消费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含量格外突出。

我们不应忘记，许多国家在文明转型之前，其思想精神状态与中国的小农意识并无二致。重温西方传教土对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民的评价，就可以看到那些词汇完全可以用以描述中国人。短短几十年，日本人就脱胎换骨，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犹太人在二战前的两干多年一直是冷血的高利贷者形象在文学家笔下一直充当道德的靶子。二战后的犹太人，痛定思痛，如今的犹太人，除过在经济、科技在清算法西斯遗毒的时候，更多把反思的目光指向了自己。不应忘记，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领城独领风骚之外，俨然是高素质的代名词。但是，我们也的概念来警醒世人的时候，曾引发世人尤其是犹太人的片哗然。

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精神是可以塑造的，实然的价值是可以引导的。

六、文化出场

显然，当下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需要理想化的引导。这个理想必然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当下中国的具体国情，它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的总结、提炼与开华，同时，它也是一种可能趋势的指向，是伦理的必然性，是应该通过努力而能达到的目标。目前，缺乏一个提纲挈领的价值口号是它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需求层次上来说，物质问题解决后，精神需求就开始上升。今天， 中国传统文化热传遍大江南北，正是对应着中国当代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中国人整体低头足温饱、发小财，那么，现在是开始仰望星空，沉思人生意义问题的时候了。个人需求有层次，民族发展亦有层次与不同阶段。当下中国正处在文化重新登场的时刻。

温饱和小康实际上还在物质层面表述社会发展状态，这样的人还处在正常生活的生物学意义上，而人的差别更多的在于其文化内质。正如我们对几十年前国民精神的描述分析，不同的精神武装会带来人本质的截然不同。

对当下中国来说，第一位的问题是召唤某种精神，然后才是何种精神的问题。精神在古代中国文化中表述为精气神，它源自中国哲人对宇宙人生的体悟与认识。精是能量的未发状态，精饱不思睡，这是古人身体修炼中切实得出的经验。气在孟子等儒家那里，表现为至刚至柔，至大无外的浩然之气。神在现代语境中容易神格化，在古代则是变化莫测之意通俗说是激情而富有创造性的生命体现。后世道教在身体修炼中有一套严格而略带神秘的仪轨，它虽长期处在隐匿的状态，但一直绵延不绝。中国哲学所讲的生命体，气聚为生，气散而死。生死转换，天地一气耳。用现在的话讲：活得有力度，有激情，视死如归，生死自然。

文化的出场首先会遇到何种文化的问题。“ 五四”闯将们的眼光显然有些过犹不及，或者矫枉过正。他们所主张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看法，无论后世如何袒护都无法庇其浅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视域，角度即局限，即使鲁迅这样的大家也只能属于他们的时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