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张杰
（接上文）
敦仁义而有伦，既而明三极之端。知八象之谓，存拟议而无爽。周变通而曷既，君子用之而消息；圣人执之而经纬，亦由璇玑测象，括运动于七辰，王官侯时，含惨舒于四气。岂不以马之为书也，范彼二仪；易之为教也，达乎四维。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 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遣。至来哉!无曲不通，唯变所适。准天地而容日月，高风雷而列山泽，鼓之舞之以尽神，统三才而成易。
蒙培元在《范仲淹哲学与理学的兴起》一文中通过对《易兼三才赋》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儒家土大夫哲学的根本精髓在于‘天人合一’理念的提倡，而范仲淹认为，《周易》正是此理念的根本策源地。所以范氏哲学的根本理论宗旨乃是‘天人会同’ 与‘天人同道’。范仲淹对于所谓‘易’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明乾坤之化育， 见天人之会同者也。，所谓‘天人会同’之学，构建中以早期心性哲学为基础，宇宙原初论为导向。”在此必须肯定蒙培元先生论述中的合理成分，但是这样的解读无疑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蒙先生将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理论高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中的另外一层寓意， 那就是借说“易”之名，谈士人处世哲学。士大夫群体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实际参与者，只有这个群体在思想上端正态度，行动上积极参与，改革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这篇文赋的最重要写作目的和《易义》一样，恐怕就是在讨论士大夫在社会转型阶段修身立命的准则。范仲淹在一开始就用题目告诉读者，“易” 的价值在于“兼三才”，而具体表现为“ 兼三才而穷理尽性，重六画而原始要终”，也就是说“ 易”之所以能够沟通“天、地、人”三才，就是因为具有揭示一切自然规律的能力。三才中“人”又处于一个最为活跃主动的地位，“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为解释“易”之真谛的圣人；其二是学习和运用 “易”之规律的士人。“天地之德”最终也要表现为“人文之德”。
范仲淹接下来首先将“易”与圣人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易”是客观存在的永恒规律，但是必须有圣，人的阐发，才能把隐藏在其中的奥秘揭示出来，而圣人探究“易”中奥秘的方法就是从天、地、人三个最基本元素出发，把世间纷繁芜杂的各种现象和事物都转化为看似简单却又变化无穷的卦爻。当完成了以上的工作后，“易”就从神秘的存在变成了可以掌握的客观规律，就可以做到“ 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也就是实现了所谓的“天人合和”。最后范仲淹又回到自己论述的主题，再次阐明“统三才而成易”。在这里范仲淹反复强调的“易”其实就是“道”的变体，“易” 由“三才”统合而成，那么“道”同样也存在于“三才”之中。根据这个逻辑，“道” 之所以能够成为“道” ，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控制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真理。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也就是因为能先天下之人而发现“道”存在运行的规律。天之道“自强不息”，地之道“厚德载物”，人居三才之中，承天地之盛德。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呈现，都决定于无所不在之“道”。所以士人当奉“道”而动，然奉“道”，不等于拘于“道”。无论是“易”或是“道”，都是“变动不居”“广大悉备”且“无幽不通，唯变所适。”
其次，在具体执行之时，士大夫必须要时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变通，范仲淹对此曾有这样一番意味派长的论述，《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从者何？由道之调也。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又，保民由乎情，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战!若乃诚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此道之致也。”范仲淹所言之“率性”，绝不是顺从简单的人类欲望，而应与《易兼三才赋》中“穷理尽性”之“性”作同一认知。也就是说，士大夫对于“道”的完成，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既要尊奉天地正道为个人行为的根本准则，又能在具体处事中，按照自己不同的社会角色来灵活变通。当完成这一切后，才可以达到“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的境界。杜维明对此有这样一段评价： “宋明儒学思想探讨问题的方式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即它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问题贬斥为背景问题，或归结到伦理学的范围之中，确实在要求完全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宋明儒学家所主要关心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全面的心理过程，即如何成为圣人。看来，关于什么是圣人，及为何要成为圣人的问题并不如怎样成为圣人的问题，更能揭示出这一思想的特征。 ”杜氏之观点可以看作是对范仲淹前面两段论述的一个总结。范仲淹希望士大夫能够通过对“易”的深入理解，从而掌握其中最为核心的规律——变 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并借此形成阶层合力，最终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正如其《答手诏条陈十事》所云：“《易》曰：‘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志穷寒，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言至此处，范仲淹“易”哲学中的“通变思想与范仲淹“孔颜乐处”看似存有些许矛盾。事实上，这两种观念是范仲淹整体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不同层级，并不矛盾。虽然从范仲淹“孔颜乐处”观的基本出发点来看，他强调的是对于士大夫心性操守的坚持，甚至是执着，然而“通变” 思想却要求 =士大夫能够根据事态变化而灵活调整行为策略。其实者乃是同一 思想体系中互补的不同层级， “孔颜乐处”观可以视为范氏哲学思想的基石，对于信念的坚守是士大夫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根本底线。“变通则是范仲淹思想中的“上层建筑”，“变”的目的是为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继续且更好地践行士大夫的处世准则。换句话说，“孔颜乐处” 只有通过变通才能真正得以执行，也就是程顾所言，“循于理”， 而不 “勉于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