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带一路》国学文化翠峰山论坛文集
作者：张杰
（接上文）
二、范氏“易”哲学之诗文思想投射
说了许多”易”和“道”的问题，那么这与范仲淹诗文思想之间的联系又在何处？范氏“易”哲学讲求“守道” 与“通变”合一，在其诗文思想中这点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首先，“易”或者其他儒家“明道”之经都是文学创作的最高纲领。在《易兼三才赋》一开篇，范仲淹就提到“重六画而原始要终”，也就是说卦爻之象代表了世间万物产生发展的一切规律，文学自然也在其列。范仲淹对于“易”之推崇，实际上是其“宗经明道”说的有机组成：“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 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平‘书’，安危之几存平‘易’，得失之鉴存乎 ‘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辉，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m范仲淹虽然在此仅仅将“易”视为“六经”之-进行讨论，但是也指出“六经”是圣人对于“道”的多面解读，“宗经”就是“宗道”。所以“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就能“析是非之辫，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如此之人方是辅国理政的最佳人选。
其次，落实到文学创作上，范仲淹将“宗经明道”选择性地解读为“以文明道”，并强调以“明道”为导向的诗文革新与自立。在范仲淹之前，早已有类似于“ 文以明道”说的观点。刘勰是较早提出“作文宗经”说的文学理论家，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有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刘勰在此认为自己的文学理论是在向“易”学习，沿着前代圣人留下的大道，深入各种文体内部，去解释其中所含的规律，且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彰乎大易之数”。唐代李华、萧颖士、贾至，及李华门生后学独孤及、韩云卿、韩会、李纾、崔佑甫等人都提出过各种形式的“文以明道”观，独孤及尤其强调“文章假道”。韩愈则第一次提出 “修其辞以明其道”，并结合 “道统”说，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范仲淹之“以文明道”则更多强调“文”与国家发展兴衰之间的关系。宋仁宗天圣三年《奏上时务书》云：“臣闻国之文章， 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五年后，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再次强调：“某闻前代盛衰， 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惟圣人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则为君子之忧，风俗其坏，则为来者之资。”在范仲淹看来，文学创作的气象能够最为直观地反映出其所在时代的社会风貌。改变文风对于改变世风也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一时代之创作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作品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由后世有识之士来完成对前代文风的纠正，而这种纠正就是让文学回归到自己应有的道路，实现积极正面的“明道”效应。
在文学和诗学思想中强调“明道”，目的并不是要把文学放入“天道”的牢笼，而是用天道”本有的“通变”之性，完成本时代文学思想的自树立，进而实现以文风变土风的有机转化。范仲淹对于北宋诗学的自立式构建，分为前后两个过程。第一，就是对当时诗坛上行的以“西昆末流”为代表的绮靡诗风进行批判：
泊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稚，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
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杭心于三代然。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讲议盖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点已之实，吟泳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怒，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学步不至，效擎则多以致靡靡增华，惜惜相滥。仰不主乎规谏，管不主乎劝诚。
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织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暨于入官，鲜于教化。
范仲淹对于西昆体的扬弃和对五代齐梁文学的批判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范仲淹看来，五代文学的弊病在于“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这是一种文人内在气骨的缺失。齐梁文人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进取精神，文学在他们手中已经彻底沦为一种娱情之物， 但是西昆体诸家，却与前者不同。他们在北宋王朝方兴未艾之时，用自己的诗篇来歌颂帝王的盛德，创作初衷就要高于齐梁文人，但是从诗歌创作的实际来看，西昆诗人依然没有摆脱“专事藻饰”的五代旧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其诗歌创作始终游离在时代需求之外，结果就是“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怒，华车有寒苦之述”。而且这种看似“胸怀社稷”， 实则“靡靡增华”的诗风，在杨亿等人的推波助澜下，为广大后学士人所接受，结果造成了极大的隐患，使得诗歌创作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原有的教化讽谏作用。（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