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台湾独立学者 作家 薛仁明

人世间有许多的东西，一开始看来，似乎很好，也很吸引人，然后，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想象；可当你越接近它，越深入，常常会发现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你就可能深陷其中，再也出不来了。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学问”，学问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陷阱，不知道有多少人陷进去，这辈子就再也爬不出来了。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一般学者所说的“反智论”，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这里头的的确确有很大的陷阱。如果你知道这个陷阱，因此戒慎恐惧，步步为营，那么，你就可能在“学问”里面获得益处，否则，你不明就里，傻愣傻愣地一头栽进去，稍不小心，就可能掉到无底深渊，从此万劫不复了。

学校待得越久，暮气越重

这几年来，台湾大学每年差不多都有一个学生自杀。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往下蔓延，台湾最牛的建国中学（也是马英九的母校）这几年也几乎每年自杀一个。每年自杀一个，当然跟学问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是，为什么恰恰是台大，恰恰是建中，而不是其他学校呢？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大学当然也属于高危险区。所谓高危险区，不是说北大的学生可能会去跳楼，而是相较起来，北大学生的心理更容易出现问题和障碍。老实说，北大处处都是聪明有才情的人，可是，能够活得自在安然的，却不算多。换句话说，北大人的聪明与才情，常常是妨碍他们自在安然的关键原因。

古人有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聪明的人，有时候特别执著，一旦特别执著，就任谁都救不了，为什么？因为他聪明，所以会有一套很完整的自圆其说的说法，你怎么样都说不过他，也动不了他；然后，你就会看着他把自己给团团困住；最后，他种种的说法、一道道的防线，简直就成了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本来是要防御别人的，到最后，却会把自己困死在里面。

自己是否也属于这种高危险群，检验它的标准是：自己会不会老强调“真理”，总觉得自己是“择善固执”；自己会不会太爱说理、太好争辩，说理时，是否滔滔不绝：争论时，是否容易动气，一旦滔滔不绝又容易动气，时间一久，你的生命状态大概就会慢慢变化了。一般来讲，在大学里面，尤其在北大这种好说理、喜争辩的地方，本科生脸上都还比较干净，比较清爽；到了硕士生，就开始有点暮气；到了博士生，暮气就更重了。换言之，北大是一个容易让人有暮气的地方。如果有暮气，就很麻烦。今天的学问，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做学问时，生活已失去比较有朝气、有兴发力量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我们在这种地方过生活，但凡认真的好老师，都巴不得我们一天可以读书读十六个小时，越用功越好；最好就整天窝在图书馆、研究室或实验室。可很少有老师想办法让我们活得更有力气、更有朝气，也更能意兴扬扬。中国文化很强调的一个字眼叫做“兴”，孔子所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那个“兴”字，我们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几乎没办法培养这个“兴”字。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兴”字，待得越久，暮气就会越重。

学问跟生命是脱节的状态

所谓教育，不是要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吗？可是，我们在今天的大学里，却很难变得越来越有朝气，反而会开始暮气沉沉。那么，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根本就出了问题？正因如此，此前我才会提出，必须要把所有中国学问的学科，不管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甚至中国美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医药大学，只要跟中国学问有连接的这些东西全部撤出大学，另外成立一个学问系统。中国的学问，原本是要让人兴起、让人有朝气的，但是，只要继续留在大学里面，跟大学这个体制美其名是融合，实际上是一定会被异化，最后，就会在这个机制里面不断地被消磨，中国学问那个“兴”的特质就会完全消失殆尽。

这其实就是现在大学体制的“病灶”，这“病灶”，就是我们的学问与生命是处于脱节的状态。为什么会脱节呢？因为今天我们所求的学问，学校都教我们要客观，要冷静分析，不能有自己“主观”的想法。于是，我们在做这种学问时，生命会被抽离开来，只剩一个干枯的大脑在学院里面搏斗，其他的感官则全部被搁置，只有一个大脑被极致地发挥，我们的生命便迅速地陷入一个失衡状态。在这样的系统里，只要你大脑够发达，其他的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于是，我们就开始会对旁边的事物一天天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此一来，你的生命要如何“兴”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