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首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论文集

作者：周永卫

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杖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邢亭湖庙。¹⁷

传记中多次提到安世高曾到过广州。广州作为地名出现较晚，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将原交州刺史部一分为二，析分出广州刺史部。安世高登岸是公元147年前后，当时仍叫番禺，称为广州是沿用习惯用法，用以后的地名称呼以前的地方。关于他何时到广州，一般认为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关洛扰乱”以后。实际上，更为合理的推断应该是，安世高是从海路来华，最先在广州登岸，后来北上经九江庐山到达洛阳，在遭遇黄巾起义后，为躲避北方战乱，“乃振锡江南”，再次流落到广州。

安世高在中国的译经活动，“以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¹⁸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译出“《五十校计经》二卷，《七处三观经》二卷”；元嘉二年（公元152）“世高此年译《普法义经》一卷，《内藏经》一卷”；永寿二年（公元156），“译《人本欲生经》一卷”；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译《修行道地经》七卷或六卷”；汉灵帝永康元年（公元167）“译《修行地道经》七卷或六卷”。¹⁹

四、费长房关于安世高西北丝路来华路线的言论不可信

关于安世高的事迹的记载，与僧祐、慧皎的大相径庭的是费长房。安息国王太子，名清，字世高，次当嗣王，让位与叔，既而舍国，剃落出家，怀道游方，弘化为务。孝桓帝世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振锡来仪，至乎洛邑。少时习语，大通华言，慨法化微，广事宣译。到灵帝世二十余年，其释道安录，僧佑《出三藏集记》、慧皎《高僧传》等止云世高翻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然而不倦焉。房广询求究检，众录纪述，世高互有出没，将知权迹隐显多途，或由传者颇致乖舛。量传所载三十九部，或但路出自燉煌，来届止京邑。灵帝之末，关中扰攘，便渡江南，达人见机，在所便译。得知他，处阙而未传，又其传末果云，而古旧录所载之者，此并世高删正前译，不必全翻。今总群篇，备搜杂记，有题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随逐因缘，从大部出。录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见故存，此宁不缵，敢依集编，缉而维之。冀广法流，知本源注，欲识其迹，具诸传详。²⁰

这个记载，剔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把安世高的来华路线也明确描述为“或但路出自燉煌，来届止京邑”，“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随逐因缘”，也就是西北丝路。

笔者发现，这些描述并不可靠。费长房记载与僧祐、慧皎记载最大的不同，除了成书的年代比后两者晚80余年以外，我们特别要注意和强调的是，费长房是长期生活于北方地区的北朝学者，对西北丝路较为熟悉，而僧祐和慧皎均是生活于南方地区的南朝学者，对海上丝路更为熟悉。作为长期生活于北方的成都籍的翻经学士，费长房对北朝时期的佛教状况十分熟悉，但对南朝统治下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显然缺乏深刻了解。僧祐、慧皎均提到安世高曾两次到广州，在他那里，全部被忽略了。无独有偶，费长房对东吴僧人康僧会的记载，竟然完全删除了康僧会“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²¹的关键性文字，着实让人费解。因此，笔者得出结论，费长房关于安世高西北丝路来华路线的言论不可信。

注：

17僧佑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08~509页。

18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页。

19费长房撰，张春雷、王春阳等校注：《历代三宝记》卷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20费长房撰，张春雷、王春阳等校注：《历代三宝记》卷四，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21僧佑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4页；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