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学法

来源：《泰山书院》

泰山三先生特指“徂徕先生”石介、“泰山先生”孙复和“安定先生”胡瑗，亦称“宋初三先生”。他们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堪称新儒学的开拓者和创立者。三人虽然出身各异，经历不同，个性迥别，但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学术主张，使学界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视作一个流派，称为“泰山学派”。泰山学派溯源洙泗儒学积淀，依托泰山文化氛围，表现出极大的正本清源之学术勇气和独立思考之理性意识，引领一代崭新学风，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巨大，成为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泰山学派成因

泰山学派的组成人员由书院主讲、弟子及赞同支持者组成。书院主讲及弟子是主体，因同出一门，政治见解与学术观点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主要人员有石介、孙复、胡瑗、文彦博、刘牧、范纯仁、吕希哲、朱光庭、张洞、姜潜、祖无择、饶子仪、李蕴、莫说、朱长文、马默、何群、苏唐询、杜默、徐遁、高拱辰、孟宗儒等，其中石介、孙复、胡瑗三先生学术成就最高，为领军人物。此外，泰山学派还有一些外围人员，主要有范仲淹、王曾、刘颜、士建中、李迪、王开祖等。他们虽然不是泰山书院的主讲或弟子，却非常关心和支持书院的发展，学术观点上亦与书院诸人接近。

泰山学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

首先，政治文化需要，学者励志图新。泰山学派形成的年代，宋朝不断受到雄踞北方的辽国侵犯，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统治者急需一种有着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皇权，加强集权专制。然而，原本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此时却由于佛教和道教势力的迅猛发展而呈现日渐式微的态势。这种状况既令统治阶级堪忧，也让富有责任感的儒家知识分子担心。以石介、孙复、胡瑗等为代表的儒林士子不甘儒学的被动局面，为使其适应时代政治文化需要，以复兴儒学为已任，大力宣传儒家纲常伦理道德思想，并积极从事儒学教育实践，全力维护儒家道统，既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也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响应。可以说，政治和学术的双重需求，催生了泰山学派的形成和崛起，为北宋儒学的再度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对程朱理学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其次，国家政策保护，士子思想活跃。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曾勒石立誓，锁置太庙，规定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庙跪读，铭记于心，严格执行。“誓碑”的主要内容有三：其一为善待周氏后人，其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中第二条“誓言”确立的是基本国策，即厚待知识分子政策。公允地说，宋太祖的继任者们基本上做到了恪守祖宗遗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虽说两宋也有不争气之君，但始终未兴文字狱，文臣获得了比较优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对宽松的议政空间，故有宋代是“文人天堂”之说。宋代大诗人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写了几首讽刺新政的诗，结果受新党小人构陷，闹出了一桩“乌台诗案”，但也只是被贬谪黄州，没有杀头。当时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告黑状说：“轼有不臣意。”因为苏轼《咏桧》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帝不知己，将心迹托与“地下蛰龙”。在封建专制社会，很容易被错解为“不臣之心”。但宋神宗并不糊涂，也不在意，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参见《宋史·苏轼传》)其弟苏辙更是无所顾忌，竟敢在科考中将道听途说的事情写入策论，矛斗直指皇权，用语极其辛辣尖刻，笔下毫不留情，最终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而被堂而皇之的录取。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士子们的宽容。泰山三先生之所以能够思想活跃、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应当说得益于国家的宽松知识分子政策和整个社会对文人学士的尊崇，即便是庆历新政流产后，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对新政集团成员大开杀戒，仅是贬官外放而已。

其三，大量图书刊行，助推学人成才。由于五代战乱纷争，文化事业遭受劫难，到北宋立国时图书典籍已经所剩无几。据《宋史·艺文志》载，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朝廷掌握的图书，其数量少得可怜。太祖时，只有书籍12000卷，其后削平地方政权，收其图籍，又下诏购其散亡，国家图书馆所藏之书，增至80000卷。太宗即位，以文治图新，于左升龙门北修建崇文院，把国家几个图书馆的书籍充实进去，同时另建“秘阁”，藏书一万多卷。太宗不仅常到秘阁读书，而且要求众臣纵观群书，从中获取教益。到真宗朝，随着镂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推广，朝廷掌握和社会流通的图书开始大量增加。当时，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邢昺等人回答真宗的一席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一是国家掌握的图书已从宋太祖时的一万多卷，骤增至十多万卷；二是与史籍增长的同时，经籍增长更快，经、传、正义皆具，既全面又系统；三是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说明图书的掌握已越出了朝廷的范围，读书人以至寻常百姓家，手中都有自己的图书典籍了(参见毕沅等撰《续资治通鉴》)。这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典籍图书的大量刊印，解决了士子有书可读的问题，为学子成才创造了先决条件。又加上宋廷自开国后一直崇尚儒学，重用儒士，为泰山学派的形成搭建了阶梯，铺平了道路。

其四，良好文化氛围，孕育精英人才。泰山学派的形成，与宋初泰山周边地区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汉代以降，这一地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儒学教育基础和学术氛围。尽管五代时期今山东境内战乱频仍，但泰山周边却保持着良好的儒家传统，这与孔孟儒学在齐鲁大地的根深蒂固和沿袭传承不无关系。至北宋初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生产力的恢复，泰山周边地区崇学尚儒的民风再度兴起，众多儒学大师登坛授徒，传播儒道。当时儒学教坛有影响的经学之士有戚同文、田敏、田诰、邢昺、孙奭、贾同、王樵、李觉、胡旦等人，这为泰山学派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筑起了坚实的文化平台，做好了浓厚的舆论准备。

其五，范公慧眼识才，提携超群学者。泰山学派的形成，首先归功于范仲淹。范仲淹原籍苏州，生于徐州，长在山东。其父早亡，随母改嫁迁居长山(今山东邹平境内)，从师学儒，后赴睢阳随戚同文问学，经刻苦研读，奋发努力，终于学成中举，入仕为官。他在母丧离职守孝期间，受应天府留守官晏殊邀请，主持应天府学，有志学子遂慕名而来，接踵而至，一时英才荟萃，济济一堂。范仲淹精通六经，长于《易》学，执经讲解，从不倦怠，教育培养了一批崇儒学士，石介、孙复、胡瑗皆为其弟子。范仲淹晚年居官青州，仍专心于传道授业，对泰山周边的莘莘学子多有教益与勉励，引导乡民耕读传家，形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的风尚。范仲淹德高望重，门下贤士充庭，崇尚儒学蔚然成风，其振兴儒学之宏愿，由其弟子承继并得以实现。石介、孙复、胡瑗能够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是与范仲淹的教育培养和大力提携分不开的。没有范仲淹的推荐，泰山三先生就不可能站在学界的制高点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其六，石介鼎力助推，躬身相敬求贤。泰山书院的诞生，是石介鼎力相助、礼贤下士的结果。为筹建泰山书院，比孙复年少13岁的石介放下进士出身和朝廷命官的身份，率任城(今山东济宁市)张洞、乡人李蕴等拜落魄士子孙复为师，执弟子之礼，令学者士人赞赏不已，刮目相看。孔子后裔孔直道闻石介礼贤下士之德行，专程前来拜见，目睹石介执仗屦立、毕恭毕敬侍奉孙复的情景，甚为钦佩和感动。石介在鲁地名望高干孙复，却对穷困潦倒的孙复躬身相敬，实乃出于创建泰山书院之需要；尊孙复为书院主持，是为了建立泰山学派，以其收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石介广泛联络志同道合之士，与范仲淹、李迪、刘牧、吕希哲、朱光庭、范纯仁、姜潜、张洞、李蕴、朱长文等人书信来往，研讨问答，切磋学问，观点相近，旨趣相投，逐渐形成学术团体。经过众多精英学人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学术史上泰山学派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