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学法

来源：《泰山书院》

二、历史文化贡献

泰山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宋代儒学复兴中占居重要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作出了重要文化贡献。

首先，泰山学派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等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及其经典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统治者的专制文化，人们对经典奉为神明，甚至对经师们所作的注疏也不敢提出质疑。如此一来，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学说在汉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教条，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到宋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时，往往抛开前人成说，自寻义理，以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领会儒家经典，表现出独立的见解和理性的思考。泰山三先生之首孙复以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除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高度评价《春秋尊王发微》外，宋人晁公武曾说，孙复治春秋学“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正》)。宋人陈振孙也称赞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直斋书录解题》)。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引，各家注疏已严重背离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其次，泰山学派抬高了孟子的儒学地位。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也未入经，一直屈居“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部”。唐以前，孟子在学界只是一般的儒者，不能与孔子比肩，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作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鉅。”(《孙明复小集》)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言“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接，至孟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的政坛及学界颇具影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孔孟之道”。

再次，泰山学派以卫道士身份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值两汉经学呈各守门户、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态，因此没有力量抵抗佛教的冲击。汉魏以降，佛道势力迅速膨胀，严重冲击了儒学地位，也冲击了封建纲常秩序，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排斥佛老的斗争。孙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通道堂”，表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佛老对儒学的冲击，他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在排佛老方面更为激进，著有《怪说》《中国论》《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辩，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佛老的排斥，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复次，泰山学派奠基宋代理学。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开山作用。清人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强调“三先生”在理学中的开创之功，实际上是肯定了泰山学派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兴80年，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化，力主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全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之先河。

总之，泰山三先生作为当时的泰山学派领军人物，其历史文化贡献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的。但是，他们一味排斥佛老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也不明智的。尤其是石介的偏执己见，剑走偏锋，不免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实践证明，宋明理学正是吸收了佛学和道学中的某些精华理念和思想方法而趋于成熟的，“三教合一”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走势。这是由文化的兼容性特征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任何文化都是在相互播化、涵化的过程中实现进化的。如果一种文化拒绝借鉴吸纳多元文化因子，就不可能得以丰富发展，等待它的，只有僵死和消亡。

在泰山之阳普照寺西北的五贤祠，东有投书涧，西有香水峪，溪水环绕，山石耸峙。这里，就是北宋创建的泰山上书院旧址。明嘉靖年间在此建祠，祀孙复、石介二先生，题额“仰德堂”，后增祀胡瑗，遂称三贤祠。至清道光年间徐宗干重修时，又增祀宋焘和赵国麟，更名为五贤祠。祠分东、西两院：东为五贤祠，有大门、正殿及东西配殿；西为讲书堂，有正房和西配房。祠于1976年拆除，今唯剩残垣卧碣，有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翰林院侍读黄叔琳撰书《重修岱麓三贤祠碑》，民国年间范明枢、邓长耀撰书《泰山五贤祠五贤事迹碑记》，另有“讲书台”“授经台”“侍立石”“能使鲁人皆好学”等明清题刻。

漫步五贤祠旧址，聆听松涛轰鸣，溪水吟唱，千年以前的朗朗诵经之声仿佛萦绕耳际；细观断壁残垣，触摸一草一木，儒学大师们的执着身影好似灵动眼前。沧海桑田，时世变迁。虽然宋初三先生早已逝去，但他留给后人的怀念和思索却是不尽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赵学法先生《泰山三先生奠基理学》